张鸣 | 刺杀郑汝成及其他

2012年07月21日 09:10:06

                                                          刺杀郑汝成及其他

                                                                  张鸣

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的失败，让孙中山很是失望。总结教训，认为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党没有纪律，不听指挥，所以没有战斗力。其实，国民党这种状况，本是传统国家民主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个原来搞武装，暗杀起义的党，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要转型为一个议会政党，当然过去那套会党式的纪律、服从不合时宜了。可是，这样的转型，碰到军事强人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还真就有点转不开。即便革命党自己集团中的武装同志，也未必真有诚心完成转型。

民国肇始，袁世凯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蜜月，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跟袁世凯都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聊得相当投机。尤其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一个要修10万公里铁路，一个要练20万精兵。好像中国的富强，眼睁睁就可以在他们两人手里实现了。可是，两边各有一大堆人马，而且有权力，有武装，加之双方隔膜日久，绝无可能因短暂的接触，而消除分歧甚至敌视。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胜，马上空气就有点紧张。宋教仁被暗杀，尽管至今聚讼纷纭，没有结论。但就情势而言，即使袁世凯无此心，袁氏的党羽，包括他那个一贯热衷阴谋权术的儿子袁克定，也会食指大动的。而宋案发生，不仅北洋这边跃跃欲试，蓄势待发，国民党这边，也对法律解决，没有多少耐性。一个中央能控制国会，地方有政权还有武装的党，不可能料到真的打起来，居然会如此迅速地一败涂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是所有政治人的通病。

两大集团的武装碰撞，在国民党方面，居然是像鸡蛋碰了石头，败得丢人现眼。作为吸取教训的反思，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从一个宪政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高度统一意志的战斗党，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需要打指模，宣誓对孙中山一人的效忠。这样的形式，令相当多同盟会的老同志无法接受。连一向维护党内团结，顾全大局的副统帅黄兴，都不肯妥协。一大批有实力的元老，从此疏离了孙中山。就这样，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国内政坛上掀起大浪。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要算是中华革命党从二次革命到袁世凯称帝期间，在政坛制造的最大的风波。

一般来说，老同盟会由三拨势力合成，一拨是根基在两广的华侨团体兴中会，一拨是来自两湖的华兴会，一拨是来自江浙的光复会。最先跟孙中山闹翻的，就是前光复会中人。而孙中山的死党，一般都是两广人士。但唯一的例外，就是陈其美。陈其美是江浙人士，但却跟前光复会的人合不来，辛亥革命中，还暗杀了跟孙中山不和的同志陶成章，属于孙中山死党中的死党，也是党内的激进派，有点事，就想武力解决。此人同时也是青帮大佬，在上海和江浙，都有相当的势力。就中华革命党而言，陈其美绝对是骨干的骨干，唯一可以能折腾出点事的人，当然，他也真的就折腾出了点事。第一件，是刺杀郑汝成，第二件，是策动肇和舰起义，两件事，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郑汝成是当时的上海镇守使。北洋时期，属于军政时代，省一级当家的，是督军，而地区一级，就是镇守使。当时的上海，虽然在建制上属于江苏，但实际地位却非同寻常，基本上可以跟北京平起平坐。所以，郑汝成这个上海镇守使，也非同寻常，管的事多，实力雄厚。有对外交涉权，可以跟督军一样，跟总统直接联系。当然，在上海做官，在那个时代也相当不容易，做维持治安的军事长官，就更难。上海这个地方，华洋杂处，有国中之国的租界，还有第三社会的帮会，自晚清以来，就是反政府势力生存的好地方。加上这个郑汝成，又跟在上海特有根基的陈其美结了死梁子，做这个镇守使，就难乎其难。

二次革命，陈其美本来可以露一手，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是从进攻制造局起家的。此番二次革命，再作冯妇，二次进攻制造局。结果，被带着1千多海军陆战队的郑汝成，迎头痛击，铩羽而归，连点小名堂都没闹出来。当初，坚持宋案要武力解决，陈其美可是力主的，真打起来，如此丢脸，活活让这个风云人物难堪到了家。所以，杀掉郑汝成，一直就是陈其美的最大心愿。可是，郑汝成相当谨慎，一般都待在军营或者戒备森严的制造局里，不好下手。但是，对于有心惦记的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1915年11月，革命党人打探到，本月的10号，是日本新天皇的加冕日。作为作为上海地方的第一号长官，必须到日本驻沪领事馆去道贺。当日的上海，虽然地方级别不高，但也是个办外交的地方，总得跟洋人打交道。此时欧战正在进行，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袁世凯政府断然不敢有一丝一毫怠慢了这个骄横的东方霸主。所以，这一天，郑汝成肯定得出来。

陈其美和他的同志，仔细研究了郑汝成从沪南到日本领事馆的路线，决定设五道狙击线来实施行动。十六铺为第一关，跑马厅为第二关，黄埔滩为第三关，海军码头为第四关，防止郑汝成走水路。白渡桥因为临近日领馆，车辆必须转弯慢行，机会最好，而且这桥非过不可，绕不过去的。所以，由孙祥夫带领王晓峰、王铭三和尹神武四人组成第五关，务必狙杀郑汝成。部署已定，每人带炸弹一颗，驳壳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提前到预定地点埋伏好。

郑汝成也真不一般，到了那天，他的车队，居然绕开了前四道狙击关卡，径直开到了白渡桥。第一辆车，是个马车，四角站着警卫，里面坐的人很像郑汝成，但身穿文官燕尾礼服。指挥者觉得郑汝成是武人，此时应该穿军礼服才是，所以没有动手。一会儿，一辆黑色汽车驶到，车前坐保镖三人，郑汝成坐在后排的右边，镇守使衙门的总务长坐在左边。见状，指挥者马上发布行动暗号，王晓峰扔出炸弹，用力过猛，滚到了车的后面，炸掉了一个后轮。而王铭三等枪弹齐发，郑汝成急忙打开车门而逃，王晓峰冲上前去，拉住他的衣服，连发九弹，活活把个郑汝成打成了筛子，顿时一命呜呼。此时，几个卫士已经被王铭三等人打跑（从晚清到民国，凡是大官的卫士，都是样子货，遇到行刺，基本上都是跑路要紧），而总务长也陪绑被杀。三个行刺者，其中一个逃走，但另外两个本来有机会逃的，却没有逃，反而登上桥头，面对大量涌来的看客们，演讲了一分多钟，直到被租界巡捕抓住。当年革命党中凡是执行行刺任务的人，都极富理想主义，大概，他们看到人多，不觉得是个逃跑的良机，而是宣传革命的好机会。先知觉后知，唤醒民众，是当年革命党人坚信的使命。不管当日的宣传起没起作用，但当日的白渡桥附近的看客，的确是开了眼了，这样的好戏，百年不遇。

噩耗传到北京，袁世凯大为伤感，为之辍食一日，不顾当时还是民国，硬是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而且世袭罔替，让铨叙局都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后来，当场被捕的两个刺客被租界引渡，后来逃走的刺客也被捕，三人均被处死。

行刺郑汝成之后，党人策动的肇和舰起义，却大败亏输，党人死伤惨重，军舰也没有开动。这两件事，却构成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之后唯一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小圈子的中华革命党之后，革命的行动力并没有增强，只有陈其美依托帮会，凭借上海的特殊地位，才能弄出点名堂，也就是小名堂。此后袁世凯称帝，西南讨袁，进步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华革命党，也就是策动了山东的一场未遂事变，此后一点动静没有。如果没有刺杀郑汝成事件，那么，在二次革命后差不多三年时间里，孙中山和他小圈子党，就等于销声匿迹了。即使这个刺杀事件，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的倒退，吃亏最大的是他自己。若不是袁世凯失败之后，他及时改道，悄然重回国民党，恐怕，此后的历史，就没他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