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收复黄岩岛

作者：信力建 

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外敌入侵，前两次都亡国（王朝覆灭）了，一次是蒙元南下、一次是满清入关，唯一没有亡国的，并全面战胜侵略的，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能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离不开蒋介石正确的卫国策略。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不仅大体保持了清王朝原有版图，还拓展了370万平方公里海疆。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派遣林遵、姚汝钰率“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中建号”等四艘从美国租借来的舰只收复南海诸岛，随行的内政部方域司官员在完成南海测绘后划下“九段线”（当时为“十一段线”）。为纪念新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沙群岛的一处暗沙被命名为“宪法暗沙”，主岛被命名为“民主礁”（今“黄岩岛”）。“九段线”被当时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九段线”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南海权益的重要依据。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有人说，蒋介石消极抗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只是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才被迫抗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能不顾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1928年，国民党北伐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民国的中央政权。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平定了军阀叛乱，国家军事实力遭受重创。仅隔一年，1931年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尚未得到喘息的机会，就要应对中日战争。作为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深知，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贸然与敌开战，只会自取败亡。

为了增强国力，获得抗击日本侵略的必要条件，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力求延缓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议。可谓“卧薪尝胆”。在委曲求全中，中华民国终于赢得了五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在这五年中，中华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3%，国防与军事成就斐然。经济方面，逐渐使国民经济中心西移，开辟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陆上交通线。国防方面，以剿匪的名义苦心经营西南，在湖南、四川、湖北等省份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使之成为日后的战略大后方；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大力发展军工业，力求实现基本弹药自给；公布兵役法，征兵制度化；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有资料统计，至七七事变前夕全国修筑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军事方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国军队，修订陆军典范令，将步兵兵器标准化；成立航空委员会，空军正式成军，同时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交通方面，全国增修公路8万余公里，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全国铁路增至2万余公里，民航航线增至12条，长1.5万余公里。外交方面，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另有资料还显示，蒋介石准备通过与德国进行易货贸易，装备80个德械师，待时机成熟，一举收复东北。

“七七事变”完全打断了国民政府的国力增强计划，使中华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被迫陷入惨烈的对日作战之中。著名史学家许倬云评论道，“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更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只可惜，历史不给蒋介石机会。

截至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实力仍然相差悬殊。从陆军规模看，日本拥有现役及服役过的后备军队450万，中国仅有现役军队220万，无后备役，且派系复杂，缺乏有效训练。从武器装备看，日本陆军装备精良，除步枪、轻重机枪、火炮外，还配备有马匹、坦克、装甲车、汽车等装备，十分擅长机动性和进攻性作战，中国陆军以地方杂牌军为主，真正经过整编、装备较好的只有20个师（没有完成进口武器的装备），士兵们普遍没见过坦克；从海军看，日本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各种舰艇285艘，总吨位达190万吨，为世界第三大海军，中国具备实战能力的舰艇仅56艘，陈旧落后，总吨位不到6万吨。从空军看，日本拥有各种作战飞机2700余架，由于日本具备独立生产各类战机的能力，可随时补充战场上的损耗，中国空军则尚处初建阶段，作战飞机仅有305架，其中能够投入实战的只有223架，且无从补充战机损耗。鉴于中日实力差距悬殊，有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如果中日全面开战，那么，中国海军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中国空军最多只能支撑一个多月，中国陆军最多支撑六个月，而中国军火的生产能力仅仅能支撑六个月的战争耗损。

即便如此艰难，蒋介石仍表达了钢铁般的抗战决心。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流露于其1935年外交报告，“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当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战亦不能苟存”。待到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立即开始做战争动员，在著名的庐山演讲中，他讲到，“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南京沦陷后，战争异常艰难，孔祥熙劝蒋和谈，蒋介石怒，“还有人再来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他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

蒋介石早就知道，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必是持久作战。蒋介石远在毛泽东之前，就提出了“持久战”思想。1933年4月，他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后来，蒋介石正是按照这个策略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也正是在这个策略指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

二、伟大的卫国战争

1，上海失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日军从华北平原快速向南推进，图谋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一进攻路线基本在开阔地进行，日军机械化部队和强大火力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据预计，日军最多一个星期就可拿下郑州，最多一个月就可拿下武汉，进而切断中国东西部的联系，将国军残部歼灭在中国南方及沿海地区。要改变这一危局，唯一的应对策略就是改变敌人的进攻轴线，使其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然后依托西南内陆地区的山地条件迟滞日军的进攻，并等待机会组织反击。这本是蒋介石一贯的战略设想。1936年6月，蒋介石还明确提出，“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为改变日军的侵华路线，蒋介石发动了淞沪会战。在这一战场上，国军先后投入全国60%的精锐部队，包括71个正规师及各种地方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日军先后投入9个师团及各种汉奸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从参战人数上看，国军方面占有优势，且集中了民国军队的精华，但两军实力依然差距悬殊。国军仅能凭借劣势装备、血肉之躯，对抗现代化之日军，英勇奋战。据日军评估，其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国军一个师，若按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双方战斗力之比更达到六比一。淞沪会战中，国军打得惨烈至极，常常是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据大陆史家记述，“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伤亡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如守卫上海闸北的孙元良88师原有编制1.5万人，败退南京后，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冯玉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淞沪会战是八年抗战中一次著名的大规模会战，据相关资料，国军在此役中牺牲了27万人（日本为5万人），其中团以上将军就有28人。上海虽然最终失守，日军的侵华路线却被改变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亦从根本破灭，从此，日军不得不集中主力进攻中国内陆地区，陷入西南地区山川河流的复杂地形。

2，迁都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据蒋纬国回忆，他经常听见父亲蒋介石在浴室中悲鸣，有时他长声大叫“啊——”，有时喊“妈——”、“天——”。蒋介石在绝境中感受到了无尽的孤独、无助。事实上，进入中期抗战后，国民政府就陷入空前困难时期。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海关、工厂，但抗战仅一年多，所有海运港口即全部沦陷，大部分东部城市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因此丢掉了一大半收入，而战争等各类支出却激增10倍以上。外交方面，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反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无情打击和扼杀，比如，苏联为确保自己的安全，曾于1937～1939年对中国实施有偿军事、经济援助约2.5亿美元，但1941年苏日两国签订《中立友好条约》后，援助就没有了；德国原为中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1937年德、意、日签订“反共公约”后，德国政府连一个军事顾问团都没有给中国留下，全部被强令归国；英国曾于1940年听命日本，在中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下，封锁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渠道“滇缅公路”三个月之久；美国在1940年以前对华援助非常少，甚至还与日本做军火交易，以至于很多中国老百姓和军人死于美国制造的炸弹。

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华民国只剩勤修内政一途。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变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蒋介石被推举为总裁，并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家的施政总方针。难能可贵的是，本次大会宣言显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在千难万苦中仍在为自由而战：“吾人必须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

3，绝地反击

正是在重庆，国民政府逐渐站稳了脚跟，逐渐有能力与日军抗衡。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在这场历时四个半月的会战中，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前后投入兵力达35万人，国军投入120个师，总计110万人。此战之最终结果，武汉失守，国军伤亡惨重，海军基本上被消灭，空军损耗亦极大，阵亡将士达40万人。而日军也受到重创，有资料称日军被击毙者达14万人，直到1944年日军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同等规模的作战。

实际上，截至武汉会战，日本已达到其战略极限。从日本陆军军力分布上看，日本投入中国战场33个师团，驻东北8个师团，驻朝鲜1个师团，日本本土只剩下1个近卫师团。可以说，日本本土空虚，已处于无兵可调的窘境。1938年11月，日本天皇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他们此时对形势的判断已经是：“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蒋介石却分析认为，“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在同月举行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判断，武汉会战后，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基本战略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为实施这一战略，蒋介石进行整军，将全国军队分为三组：三分之一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三分之一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三分之一到后方进行整训，每四个月轮调一次，一年整训完毕。1939年年底，国军对日寇发起两场全面攻击，即桂南会战、冬季全面攻势。

随着中国士兵畏战心理的克服，以及作战经验的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根据相关资料，抗战初期，中日军队作战死亡比例多在1/3至1/6之间，到了抗战中期，中日军队作战死亡比例逐渐接近，甚至出现了国军战胜日军的大型会战。如1939年5月随枣会战中，日军投入11.3万兵力，伤亡2.1万人，国军投入22万兵力，伤亡2.8万人。又如1939年9月长沙会战（第一次）中，日军指挥官岗村宁次集结18万军队，进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薛岳则组织40万人马，对日军实施名为“天炉战法”的阻击作战，结果日军全线溃败。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国军第一次取得全胜。总的来说，在中期抗战中，中日军队各有胜负，处于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状态。

4，加入同盟国

抗战两年后，蒋介石迎来了他在对日战略中所设想的国际形势的变化。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10月，蒋介石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抗日战略，“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在进行四年艰苦抗战后，正式对日、德、意宣战，成为同盟国中的一员。美国开始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援中华民国抗战。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介石被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盟军作战。

盟国对中国战场的援助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由于盟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加之运进中国的军事物资有限，并没有改变中国战场上中日两军的力量对比，甚至为了援助缅甸，国民政府派出大量精锐部队，致使中国战场国军实力大为削弱，终于在日军1944年“一号作战”的凌厉攻势之下，丧失郑州、许昌、洛阳、衢州、株洲、湘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数十座城市，并威胁重庆。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却在缅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向缅甸派出远征军共计两次。第一次远征是在1942年3月至8月，中国精锐部队10.3万人入缅作战，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唯一的机械化军第五军，因英军情报错误等原因，第一次远征失败，中国军队伤亡达5.6万人，其中大部分并非战死，而是殒命野人山、胡康河谷等原始森林。第二次远征是在1943年3月至1945年3月，中国精锐之师再次入缅作战，并取得胜利，其中，中国驻印远征军以伤亡1.8万人为代价，歼灭日军4.8万人，收复缅甸13万平方公里领土，滇西远征军以伤亡6.7万人为代价，歼灭日军2.1万人，收复滇西全部土地约3.8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在二战中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战斗力量，已经俨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了。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策划举行中、美、英、苏四国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由于斯大林决绝参加由蒋介石与会的会议，四国会议分两部分召开，第一部分是没有斯大林参加的中、美、英开罗会议，第二部分是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及之后衍生在苏联的雅尔塔密约。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开罗宣言》（原件存放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按该宣言，“中、英、美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的一切岛屿；日本交还占领自中国的所有领土，比如台湾、澎湖及满州，归还于中华民国；让朝鲜半岛自由独立”。

5，抗战胜利

盟国没有派军队到中国大规模参战，却的确加速了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1945年2月，美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6月，美军杀到日本冲绳，威胁日本本土。受此影响，日军在中国战场被迫缩小防线，主要部队撤守广西，防卫武汉。这时候，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克复南宁、宜山、柳州、桂林、全县。7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波茨坦宣言》（原件存放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重申三国将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共同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致日本死伤20余万人。8月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是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当日，蒋介石致电南京的岗村宁次，宣示五项投降原则。17日，岗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乘飞机往浙江玉山乞降，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遂改飞至湖南芷江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请降。27日，中华民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赴南京建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三、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一场全民族抗战。据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华民国政府军共指挥大型会战22次，入缅作战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虽然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与各地军阀结下血海深仇，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刻，军阀们却全部愿意接受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与中央军并肩作战，可歌可泣。在淞沪会战中，即便军纪散漫无多少战力的川军，都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奔赴淞沪战场，准备牺牲自己保卫国家。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开始了。1937年8月22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下设三个师，即林彪115师、贺龙120师、刘伯承129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令，总兵额为3万人左右，全军从国民政府领取粮饷和给养。10月，活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总兵额1.03万人。“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顾祝同为最高长官，受命在苏北、皖南担任游击作战。这支4万人左右的军队，到抗战胜利后竟然发展成为一支拥有92万人的正规军，其中八路军60万，新四军30万，还有300万民兵，解放区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

中国虽赢得抗战的胜利，代价却是极其沉重的。人员损失方面，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牺牲133万人，平民死亡440万人，共产党军队牺牲16万人，平民死亡318万人，加上失踪人口，战争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达960万人。这个数字是建立在可靠的统计基础之上的（来自国共内战时期双方的各自统计），因此应该偏低，一般认为，中日战争直接和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应在2000万左右。经济损失方面，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统计，以1945年汇率计算，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为559亿美元。实际上，这场战争已经把中华民国拖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了维持军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伴随经济崩溃的是道德社会的解体。古人常说“衣食足，知礼节”，中国老百姓在八年抗战中饱受破坏、死亡、饥饿、恐惧的煎熬，心态慢慢起了变化。

也正是在抗战中，中国树立了国际地位。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屡次侵略中国，每次战争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结局不是割地赔款，就是让渡法权。只有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由衰而盛的一个转折点，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1942年10月，蒋介石督促美国率先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9日，英美两国同时通知国民政府，表示愿意立即放弃不平等条约，缔结平等新约。随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诸列强跟进。截至1943年，中国与所有列强均重新订立平等新约，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彻底终结，一举雪了百年耻辱。至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6年，国民政府联合共产党、民盟、青年党、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等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召开政治协商和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将中国推上民主宪政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