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国现在才是正常国家

作者：信力建 

很多人谈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有些不屑一顾——他们不屑一顾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需要改革的地方，倒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平淡，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充满神奇，那样“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如果我们冷静现实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许能得出的答案只能是：我们现在才是一个正常国家，过去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是因为全民在统治者拨弄下集体发烧——或者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集体抽风。

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我们或许可以用天神时代、伟人时代和和凡人时代来概括。

毛泽东自来是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神人自居，早在1943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操纵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仅三人，毛是主席）就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拥有最后决定权”。从而，奠定了独裁政治制度基石，也奠定了“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基石。1950年，毛泽东在审查五一节群众集会口号时，特意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请注意，在此28年前，孙中山先生曾严肃而诚恳地制止过民众呼喊“孙总统万岁”的口号。他认为这是专制复辟现象。不久，毛泽东明确指示宣传部门负责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现在还是训政时期，要实行愚民政策”——这理由很简单：要开展造神运动，就必须在封锁外部信息的前提下，肆意歪曲事实制造谎言，千方百计歌功颂德，反复灌输进行洗脑，忽悠国人培养奴才才能做到。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关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及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对中国的斯大林是一次严重的威胁。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个人独裁”的译法时，刘少奇与毛泽东产生了一点分歧。毛泽东意在译作“个人崇拜”，刘少奇则主张译成“个人迷信”。最后毫无疑问，大家顺从了毛泽东。显然，毛泽东的用意是：减少刺激和人们的联想，减轻对他的冲击——两字之差，内涵却有巨大区别。“崇拜”的含意很简单，是“尊敬、钦佩”之意，而“迷信”的含意却是盲目的“信仰、崇拜”。

1958年3月17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大批反冒进的同时，大谈特谈“个人崇拜” 问题：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毛泽东又说：“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弦外之音十分清楚，就是威胁打压反对个人崇拜的人。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几个月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康生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不久 ，也被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是，造神运动愈演愈烈。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此后军队系统便大力推行突出政治和推广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发现了模范战士雷锋以后，林彪马上题词“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自然喜在心头，也大笔一挥，写了七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从而，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和学雷锋运动二马并驾齐驱，带动全国人民崇拜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新境界。其显著标志是一些偏执的口号纷纷出笼，如“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造神运动更是到了疯狂状态。当时，高大伟岸的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处拔地而起；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到处都是毛泽东语录的红色海洋；每一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毛泽东像章，手里都高擎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每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营房、学校、生产队直至每一个家庭，都毕恭毕敬地供奉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塑像，都要雷打不动地坚持一日三祈祷早请示晚汇报无数次地山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先背诵毛泽东语录，与“最高指示”对上号——甚至出现车祸发生火灾抢救危重病人也要如此，甚至入厕也要如此。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政教军合一的“神”——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此时的中国，举国若狂，陷入集体癔症之中。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呼风唤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全凭他一人高兴，一声令下。

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开始由狂热到平静转换，邓小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统领大局，其身份相当于摄政王。虽然地位甚高，但毕竟跟毛泽东一言九鼎的神的地位不同，他还只是一位有事要跟其他中共九老商量。在领导人更替上，虽然在邓小平主持下一共改换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位领导人，但跟毛泽东更换一次接班人就进行一次杀戮不同，这些人都和平下台，并得以颐养天年，显示出和平时期的和风细雨。此外，在政治评价方面，邓小平确立了注重实绩、实效的价值评判尺度。回避现实问题，不顾实效进行空谈，曾经造成中国人长期的政治评价尺度的混乱，也使政治评价充满了主观随意性，政治无可奈何地滑入唇枪舌战的境地。当许多人被一些“理论”、“主义”、“原则”、“教条”搞得异常狂热的时候，邓小平却冷静观照，确立了政治评判方面务实的尺度。１９８３年，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１９９２年，他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其价值尺度的根本精神就是注重实效、实绩。总之，邓小平时代的最大特色就是去魅去神，把中国从乌托邦的幻想中拉回了人间大地。邓小平当然就是促成这一转换的伟人。

随着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的到来，中国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首次亮相，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政治局常委逐一向观众介绍，当介绍到最后一位常委时，江泽民特意说：“这是一位年轻人，50岁不到，今年49岁的胡锦涛。”美联社驻京记者当日发出电讯，称胡锦涛是被选举为党的最高机构成员的一名“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评析称，“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先是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库恩指出，后来在2003年，即江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在第三代执政的１３年中，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形，申奥成功、入世成功、APEC 会议等捷报频传，并且在共产党的八十年间第一次实现最高权力的正常程序的集体交接。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的报告被《纽约时报》视为“告别演说”，因为这个报告不同寻常地对之前１３年的历史作了总结性的评价。之后的中央委员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中的大部分人都退出了。新一代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胡锦涛领携，由九位成员组成。这是一个重要时刻，集体交接班不仅顺利实现，而且中央政治局常委“到点退休制”也被写上正式的报告中，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应当载入中共史册。”有评论称，“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随着领导人更替的经常化和程式化，标志有中国特色的文官制度开始建立，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正常社会。

总之，从天神时代到伟人时代再到凡人时代，中国社会逐步摒弃飘渺的理念、空泛的价值，注重生产力发展，打造执政党亲民形象，使得中国进入正常国家行列。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从天上到人间，从理念到现实，是自上而下俯瞰式地改造社会取向，随心所欲，要创造一个心目中的美好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却是现实取向，没有彼岸世界，而是在世界已经发生了的政治实体中做比较，选择比较好的一个。毛泽东就是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他以哲学方式领导国家，大力造神，随心所欲，夸大其词，一心创造一个世间没有的乌托邦。而邓小平及其接班人则是扳道工，第一次将中国的路径从柏拉图轨道扳到了亚里士多德轨道，从天国扳到了人间。这虽然少了浪漫狂热，但却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