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进入专题： 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从祀孔庙 预备立宪   
● 段志强  

　　
　　【摘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关键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预备立宪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儒从祀孔庙，从最早的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到光绪三十四年三人最终入祀两庑，期间经历了长达30 年的争论，是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学界对此事早有关注[1]，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原始材料，又对三儒从祀的全过程进行了重新考辨[2]，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清晰。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翁同?、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但礼部仍然议驳，翁同?等屡争不得；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这是顾、黄、王历次被请祀及驳回的梗概。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儒应否从祀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度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事件，而此时也正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没有交集的政治文化元素，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一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赵启霖事后记述说：“光绪三十有二年，诏以孔子升大祀……方大祀之命下，启霖时在谏垣，疏请以王氏夫之、黄氏宗羲、顾氏炎武从祀。”[3]可见，促使他发起这次请祀的主要因素，是前此一年清廷将孔子祭升格为大祀。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4] 随后，学部行走、刑部主事姚大荣奏称：“外界之习染既深，则卫道之防维宜峻”，具体的应对手段则是请将孔子升为大祀。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谕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5]　　在这一背景下，赵启霖的奏疏以保存“国学”为基本的立论主旨。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不过大道之所以绵延不绝，还有赖于“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他们理应受到后世的崇祀。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而三儒“其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 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6]　　赵启霖是张之洞“保存国粹”主张的坚定追随者，宣统元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提学使，主持创办了四川存古学堂[7]，他提出的从祀理由以保存本国固有学问为主是很自然的。不过，在分别称述了三儒的建树以后，身为理学家的赵启霖特别指出，三儒之学对于当今时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论著之关于政治中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所以“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8]究竟顾、黄、王三人关于政治的著述中，哪些与当日的“变通损益”悬合，赵启霖没有指明，但是，此次请祀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朝堂之上的纷纷议论，三儒思想与清末新政的复杂纠葛也渐渐浮现出来。
　　赵启霖是湖南人，晚年又曾担任多年的船山学社社长，有学者据此认为，他的本意仅仅是争取从祀王夫之，之所以也拉上顾炎武和黄宗羲，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一乡阿好”的嫌疑。[9]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胡思敬：“启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续成[ 郭] 嵩焘未竟之志，而难于措辞，乃并援顾、黄二先生以请。”[10]其实不论赵启霖的本意如何，顾、黄、王此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而被看做是清初最优秀的学者，这一点不仅在此次从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也是思想界的广泛共识。[11]　　赵启霖的奏疏递上以后，朝廷照例诏由礼部议奏。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不久就由各部堂官司员等开送说帖26 件，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21 件，未置可否者1 件，主驳者4 件。[12]就笔者搜寻所及，除此26 件之外，陈衍[13]、胡玉缙 [14]、胡思敬[15]亦有说帖，不过只保存于作者的文集之内，应属拟而未上。其中，陈衍、胡玉缙主张三儒应一并从祀，胡思敬则对王夫之无异议，而极力反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从祀。
　　支持者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16]二是三儒立身持正，志节皎然，不愧崇德报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陈名侃联名的说帖称：“考该故儒平生，炎武奉母命而终身为遗老，宗羲遭亲难而哭声震大内，夫之易父质而遍体皆创痕，纯孝卓操，卓绝今古，其足以升?者一也。”[17]第三则是三儒的各项主张多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所采纳，所以他们不仅是具有精神学问的大儒，更是“发宪政之先声”的政治先知。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18]　　由于王夫之曾在光绪四年及二十一年两次请祀被驳，顾炎武、黄宗羲也有一次请祀失败的先例，因此支持者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化解此前驳回时的理由，重新树立三儒合乎从祀标准的形象。法部尚书戴鸿慈举出雍正二年曾驳回韩琦请祀、而咸丰二年又予以从祀并且上谕特别指出“无违宪庙之旨”的例子，指出其原因在于咸丰时洪秀全作乱，亟宜表彰风节之臣，而如今“当学术庞杂之际，经学续绝之交，党派争鸣更甚洪逆”，不可不“示之以标准，以挽其狂澜”，即使质之昔日议驳诸臣，也不会有所异议。[19]事实上，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昔日议驳诸臣”已无人参与，而昔日的坚定支持者中却有一位改变了初衷，成为三儒从祀最大的阻力来源，这一点在后文将有详述。
　　回顾三儒从祀曾遭驳回的理由，一是说他们身为胜朝遗民，不仕本朝，且著述中多有“悖逆之处”；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三人著作各有指摘，瑕疵颇多；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20]对于这些问题，支持者仍然延续了此前请祀者的策略。关于三儒的遗民身份，支持者称三儒不仕本朝，正是其大节所在。陈衍认为，此前三儒之所以屡次被驳，“殆以王、黄二儒曾事鲁王、桂王，炎武虽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其实他们与同时始终未曾出仕的孙奇逢、陆世仪、张履祥，以及为明殉节的黄道周、刘宗周“异迹同心”，现在诸人均已从祀，独有三人尚付阙如，“似于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尽”。[21]胡玉缙并提出两种官方文本，称三人的事迹“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得其旁比例，又于《国史贰臣传》得其反比例，揆诸高宗纯皇帝之圣意，当亦默许”。[22]关于“四库提要”所指三儒著述的瑕疵，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联名的说帖称，以前的主驳者以“四库提要”为准的，议准者则奉《国史儒林传》为依归，但是“论其书自应以‘提要’为断，而论其人则当以‘儒林传’为断”，因为对著作进行评骘，乃是“提要”的体例使然，并不能作为判断应否从祀的标准，而《国史儒林传》则对三人称扬备至，“称道如此，绝无间然”，理应从祀。[23] 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联名的说帖亦就“四库提要”对三儒著作的批评进行了类似的辩解，称“四库提要”几乎对所有的著作都有批评，包括朱子本人，并无碍于朱子身任道统的地位，对于三儒亦应作如是观。[24]而对于三儒学派不一，不尽笃守程朱的断语，支持者或称道统广大，不必尽属同一学派，陆军部主事裘冕群即称，“三儒行迹或不免少殊，心术则终无歧致”[25]；或称三儒之学虽渊源不同，要皆归于程朱。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联名的说帖就说，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异同，对于朱子推崇备至；黄宗羲虽然出于阳明之学，但是晚年深造有得，“颇悟良知之非，谨守慎独之义”，所著《孟子师说》并不全用阳明的说法，而称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可见其倾向；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26]其实无论三儒的形象经历了何种变迁，历来都无人将他们视作纯粹的理学家，之所以朝廷之上广泛出现这样的言论，无非是为了迁就孔庙从祀的标准，这也说明，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另有缘由。
　　
　　二
　　
　　四份主驳的说帖分别署名理藩部尚书宗室寿耆、左侍郎?裔丁⒂沂汤啥魉常?诟笾惺橥踉谛??癫坷芍辛洳??ú恐魇铝汗阏铡＠矸?康乃堤?冉霞蚨蹋?笠馐撬等?迳?窖?酢坝忻苡惺瑁?坎祷ゼ??课凑榇看庖跃??琛保?芄蝗腱胂缦挽粢丫?阋员碚茫?扌璐屿肟酌?27]，这仍是延续以往驳议的论调，并无新意。梁广照的说帖引曾国藩对于王夫之的评语“著述太繁，纯驳互见”[28]，其著述中流传最广的《读通鉴论》与《宋论》仍存门户之见，持论往往过中；顾炎武的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不过采摭旧闻，《郡县论》虽锐意复古，但并不可行，只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语以经济，实非所长”；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总之，三儒“质兼狂狷而学养未纯，运值颠危而情怀多郁”，谈不上是醇儒，不宜从祀。[29]　　表面看起来，梁广照对三儒的负面评价仍然是在延续过去的官方意见，尤其是“四库提要”的看法，如他说顾炎武“语以经济，实非所长”，显然就来自“提要”对《日知录》的评语：“（顾氏）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30]，所不同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广为流传的《明夷待访录》，但也仅仅提到其书“语多流弊”，并没有继续深入，而在龄昌的说帖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流弊”所在。
　　龄昌首先提出，三儒的学行都有补于“学术世道”，予以从祀本来应无愧色，但是从祀大典并不能仅仅以学问德性为依归，更要考虑时势的迁移，衡量先贤学说对世运的影响。如今“异说横流，歧学并起，中外人士每援卢骚、孟德斯鸠论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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