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 | 章文：现在是“还权于民”的时代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过中共总书记一职，并发表了被海内外、尤其是国内民众赞誉的讲话，连我的一些朋友，平时吝啬于夸赞官员的他们也对习的此次讲话褒奖有加。

通观习近平整篇讲话，感情真挚、言语朴实，例如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相对以往的空话套话，这段“真情表白”在网上流传，有人说“这句话击中了一个妈妈的心”。在我看来，这可是最高的褒奖，在西方民主国家，总统侯选人要是能抓住妈妈们的心，吸收她们的选票，基本上也就稳操胜券了。

   
但是，我本人可能比较苛刻些，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对于政治人物的任何表态，尤其要以此为准绳。这么多年来，我们见过太多官员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肆捞钱的例子，我们也见过太多官员今天说漂亮话、明天就忘记的例子。反正，我本人不太容易被某个官员的几句话所忽悠了。

   
据有心媒体统计，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一共19次提及“人民”。这倒让我想起他说的另外一番话，在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班典礼上，习近平讲，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权为民所赋”，讲的是权力来源问题。这是对胡锦涛2003年上任中共总书记时所讲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重要补充，因为如果不说明、不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那么我们将继续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建立伊始，权力的来源问题就非常清楚。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是人民将手中的权力让渡并委托给共产党政府。

   
但要命的是，人民如何让渡权力，如何监督政府正确行使权力，在政府滥权时如何收回权力，这些都没有做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因此在现实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了一句空话，挂在嘴边的一句漂亮话。

   
相反，官员们都清楚自己的权力是上级给予的，而上级很多时候就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既然人民监督不了权力的运行，而党内也不能建立分权制衡的机制，一个地区、部门的党委书记遂成事实上的“土皇帝”，人事安排权力操于其一人之手。于是买官卖官、权钱（色）交易，全都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负面积累，官场道德已经沦丧至谷底，信誉基本破产。每一起腐败丑闻的爆发，都是对执政党形象的损坏和合法性的削弱。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警告，“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过去30年，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发展来维持，执政地位主要靠GDP来巩固。每年超8%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大了蛋糕，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纵向相比，每个人的财富都有所增长。再多的社会矛盾也被这繁荣景象所掩盖遮蔽。

   
然而，过于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因为靠经济发展换取人们的支持，实际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并且还要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济绩效要取得合法性效果，经济就必须持续发展，其成果也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公平分享。但经济有其自身规律，有起有落，有高峰有谷底，不可能总是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难被全体公平分享。此境之下，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差距可能就越大，社会不公反而更严重。

   
假如因某种原因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慢了甚至停滞了，过去在高速发展下被掩盖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社会矛盾就会很快被激化。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和教训太多了。所以，对执政党来说，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给人民带来正面利益时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时人民还能够与之达成谅解。这就要求用程序正当来弥补和支撑执政党的合法性。

   
其实问题已经显现，而且形势严峻。30年后的今天，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向型的中国经济遭受挫折，已经不可能维持昔日的高速发展。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已经逾越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社会矛盾丛生，群体事件接二连三。

   
此刻不仅是要想办法继续维持经济平稳发展，也就是做大蛋糕外，还要分好蛋糕，这对于执政党来说，任务异常艰巨。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多年来的利益分配机制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抗拒任何对他们利益的调整，必然会阻止对蛋糕的公平划分。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这句老话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发展慢一点不要紧，只要分配机制公平，社会矛盾就不会累积太多；但若经济发展不上去，同时分配机制又不公平，那么一定会怨气四溢，矛盾重重，执政者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必须要让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样他们就不会怨天尤人。这正是民主的妙处所在。一项公共政策经过了公众的集体讨论与投票，即便有人在其中利益受损，他也不至于迁怒政府。一句大白话：也就是要让人吃亏在明处。在民主机制下，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过程曝晒在阳光下，全程受到监督，谁也休想暗箱操作。

   
60多年前，1945年7月的某一天，民主党派领袖之一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之后60多年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当年的话大半消散在风中。中共也因此至今没有跳出黄炎培的“周期律”，并再次面临该周期律的考验。

   
今天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如果不在制度上做文章而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那么不过是对60多年前毛泽东所说的重复，提法不同实质一样。

   
若真要保障“权为民所赋”，就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人民采取什么方式授权；所授之权如何行使，是否违背授权者的意愿，以及人民能否有效地约束行权者。若人民对执政党的授权没有法定的公正的程序，也不能监督和约束官僚群体，那么，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就必然滥用权力，授权就会被虚置，最后出现权力所有者反被权力奴役的情况。

   
目前，由于没有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受法律约束的授权和行权制度与机制，无论在人民授权和官员行权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人民授权方面：选举过程不透明，选举程序不规范，选举结果不公正；在官员行权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腐败现象严重等。

   
问题已经摆在那里，就看执政党愿不愿意正视，有没有勇气去解决它。习近平在就职典礼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固然令不少人受到感染。但人民的美好生活，从来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的，而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就曾说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所以我要重申一遍：现在不是老调重弹“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而是怎么还权于民的时代。在多年习惯了“为人民币服务”之后，再呼吁“为人民服务”已经苍白无力了，企图以此来唤醒官员的改革意识、约束自己的权力、减少自己的利益，更是缘木求鱼。执政党如想获得民众的支持，继续维持其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就非得还权于民不可，以制度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简言之，也就是执政党必须依靠人民再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反动派”是其庞大的官僚机构。重新设计制度，赋予人民有监督制约官员的权力，赋予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赋予人民在政府滥权时能否收回授权的权力。

   
假使人民可用选票决定官员的命运，那么官员自然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假使人民有对公共事务充分的参与权与决定权，那么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就不会被少数人暗中操控，蛋糕也就不会分的那么不公平。

   
若此，人民的美好生活自然就会到来。执政党的合法性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如此双赢之事，何乐而不为？当早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