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话题是改革，有学者称是“重启改革”。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出“改革开放”旗号，已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会等方面积累的问题也日渐增多，许多矛盾已近临界点，执政党自身腐败冗散等问题严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坦陈“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改革必须继续，不改革没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内定新总理李克强声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媒体概括李总理讲话的核心，若用两个字那就是“改革”；用四个字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铁还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时代最强音，也是当代政治关键词。但是，“维稳”一词在近几年似乎盖过了改革，成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20多年前，邓小平就呼吁“稳定压倒一切！”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将无从谈起。为求稳定，邓小平说了不少狠话，也出强力干了一些狠事，声言“发展是硬道理！”要稳定20年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坚决拒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核心”，都是谨慎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前进，经济上破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许多麻烦问题都是用强力捂着拖着，民众不满，上访者不绝于路，群体性抗议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万次，到如今，“维稳”形势已日见危艰，代价越来越高而局面益显严峻。可以说问题相当严重。
“维稳”思维使执政党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动作，或者说其路线图就是先经济，后政治，先脱贫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有人甚至说经济上去了一切都好办，这不仅使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而且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权钱交易寻租腐败，出现既得利益特权阶层阴奉阳违以“维稳”为借口，暗中阻碍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情状。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理顺公平效率各种关系。改革是十分繁杂的事，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谁，却长期模糊不清，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能撼动，自称党虽也会犯错但能自我匡正，党政体制本身没有问题，不允许怀疑，改革只是政策调整，是执政党领导民众改造社会。那里有问题需要改革，就在那个领域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本已很强的党政机制，而很少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于是乎改革进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强调人大立法“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并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现动?u，“国家可能陷入?嚷疑钤ā薄Ａ??健肮?易罡呷???埂钡摹叭舜蟆保?惨?凹忧康车牧斓肌保?舜罅⒎ㄊ导噬媳涑闪说沉⒎ā
其实，强化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早已达到极限，已是强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松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转换体制机制，给民众更多自治的空间，这或许可称之为“开放”吧！党的领导自中共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就强得很，毛泽东主政时已是强得不能再强，现在还要再加强，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其实就是不肯转换体制机制，等于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都清楚，我国经济大发展就在于抛弃了苏式集权计划模式，在于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行政管制，在经济领域转换了体制机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也能放松放松，更加开放一些。执政党如果对自身问题动一动刀子，对自身体制、政治行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改革呢？
胡、温十年执政不可谓不勤勉，但在关键问题上想改改不动，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自己，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见地出席，政治局委员也统统到场，由习近平主持，胡锦涛发表讲话。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其基调还是加强党的领导，以强化社会管制来“维稳”。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橹醒肷缁峁芾碜酆现卫砦?T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主任，对社会民众的管控又进一步加强了。
10月18日，为时4天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全会没有对自身腐败等问题提出议题，而是空穴来风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知道，思想文化的繁荣靠的是百家争鸣，应减少思想箝制，保障创作自由，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就是因为权力不进入该领域。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却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后发表题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主动权”的讲话，并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要“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一切还都是老路数，“加强党的领导”，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半点松绑的意思。
这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其实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请问，加强党的领导，就能繁荣文化吗？这与其说是文化改革，不如说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当局就加强了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要推行网络实名制，关闭了一些敢提异议的网站，以加强“社会管理”，其实质乃是“维稳”防民。在我国，军队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维稳经费超过军费。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2012年春“两会”《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开支是6293亿元，比国防费高出200亿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费，全都是用在维稳防民上。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改革对象的确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是挥向别人，还是对准自己？是改别人，还是改自己？这个问题，30年来其实一直是摇摆不定，改革的手术刀大多是挥向了社会各色人等，却很少挥向执政者自己。上述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即是典型，无论是“社会管理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不敢对自身严重问题动真刀，办法都是“加强党的领导”老一套。人们于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变，执政党别自以为是，解剖别人之前请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闭幕的11月15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我们听到了总书记的响亮发声：“打铁还要自身硬”！对此各界有很多解读，联系到近一个多月来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强调反腐败，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看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明确表示：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呢？
同样的话今年广东省领导人也多次讲起，如政治局委员汪洋就坦言：“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并说：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省长朱小丹也明确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并说：“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领导人说，邓小平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后来朱?基总理也讲改革要闯雷区。但是，真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政干部自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谈何容易！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说明执政党不对自身开刀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敢于对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温家宝总理十八大前在广东所呼吁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一看中共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１７１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这个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党政体制，无论是列宁党还是斯大林政体，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广泛质疑和批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孟什维克批评列宁党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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