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权力无处不在，我却从未仔细考量“权力”的内涵。汉娜–阿伦特认为，权力，是一种显现空间。她这样写道，
“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在一起，显现空间就形成了。这个显现空间早于和先于所有形式的公共领域结构和各种类型的政府，即被组织化了的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凡是在人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它就潜在的在那里，但只是潜在的在，而不是必然的、永远的在。文明潮涨潮落，强大帝国和伟大文化可以在没有外来灾难的情况下衰落和灭亡，而且在外部‘原因’起作用前，就已经出现了不易觉察却招致灾难的内部腐烂，这都要归因于公共领域的这种特殊性。首先削弱既而消灭政治共同体的，是权力的丧失和它最终的无权，权力不能像暴力工具那样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它只存在于它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当中。权力无法实现的地方，它就消失了，再大的物质财富也不能弥补无权的损失，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只有在言行未分裂，言谈不空洞，行动不粗暴的地方，在言辞不是用来掩盖意图而是用于揭露现实，行动不是用来凌辱和破坏，而是用于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的现实的地方，权力才能实现。”
简而言之，权力，就是复数的人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在一起，如果言说不真实、行动受到暴力阻碍，权力就不能实现，就呈现“无权”的状态。
阿伦特认为，
“体力是一个人在孤独状态下也拥有的自然属性，而权力是从一起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的力量，他们一分散开，权力就消失了。由于权力和所有具有潜在性的事物一样，只能现实化而不能完全物质化，它就以惊人的程度独立于数量或手段等物质因素。一个人数相对较少但组织良好的团体，能几乎无限期地统治一个辽阔和人数众多的帝国，在历史上也不乏又穷又小的国家打败富有大国的例子。……
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因而城邦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邦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无论他的体力有多大，他的理性有多管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西方语境下的“孤独是可耻的”，因为那是对公共生活的放弃。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专制独裁也是一种“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的孤立状态，因为它粗暴地干预了公共生活。
阿伦特接着写道，
“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变得无所不能。……
在人类生活的境况下，唯一可以取代权力的不是体力（它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是强力，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用它来反对同伙，或者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通过暴力手段的攫取而垄断的力量。但是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却不能代替权力。强力和暴力的结合造成了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强力和无权的政治联盟，大量无能的强力虽激烈壮观却无益地消耗着，既留不下纪念碑和故事，更不足以记忆和载入史册。在历史经验和传统理论中，这种联盟即使本身难以辨认，也作为专制政体而为人所知。人们对这种政府形式由来已久的恐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残暴——正如历史上一长串仁慈的专制君主和开明君主所证明的，残暴不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它的无能和无效同时压制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孟德斯鸠认识到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专制君主孤立于它的臣民，臣民由于相互恐惧和怀疑而彼此孤立，从而，专制不是各种政府的形式之一，而是违背了人的复数性的根本境况，即作为一切政治组织形式之条件的言和行的共享。专制不仅在公共领域这一特定方面，而且在整体上阻碍了权力的发展；换言之，专制生成着无权，正如其他政治体生成着权力一样。正是由于这一点，有必要在政治体理论中为之保留一个特殊位置；惟有它不能在显现空间中发展出足以保持公共领域的权力；相反，它一经形成，就孕育了毁灭自身的种子。”
专制政府为何不是各种政府的形式之一？因为它没有人们以言说和行动在一起的“显现空间”，因此它不像其他政府形式那样有来自人们的信托权力，它孤立的存在导致了“无权”。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专制国度的乱象之下，表面上是权力肆虐，其实质是一种失控的状态，许多掌握着虚妄权力的人只是跟着惯性向下堕落，他们其实是首要牺牲品，同时也有许多副产品，如虚假环境下培育的臣民，他们丧失了真实言说的能力和言行一致的品质。然而，真实的表述往往可以诱导他们说出内心的真实（虽然可能还是以虚妄的方式），我这两天意外地验证了一次，特为记。
《人的境况》P156-159 汉娜–阿伦特
上海世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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