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 庶民之病，大地之痛

文/ 攝影　林怡廷

35 年來，中國就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疾駛向前。

1978 年改革開放，一連串政策啟動，讓文化大革命後經濟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以10% 的速度躍進，GDP 增長140 倍，人均收入從270 美元到6105 美元。2010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的關鍵是發展經濟」，1992 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改革開放定調。然而他沒說的，或者也無暇顧及的是，硬道理的背後，是有硬代價要付。

代價是什麼？代價是污染；是對民眾健康的殘害；是制度性的極度不公平；是權力者的失心瘋等一系列惡性循環的「國病」。

地圖上，中國山河壯麗，走近却已滿目瘡痍。

獨立環保組織「綠色和平」2006 年發表報告指，大量未經排放的工業廢水已令中國約3成淡水不能飲用，1/4 人口的飲用水未達安全標準，更有9000 多萬人喝的是不安全的污水。

生命之泉遭污，令人觸目驚心的「癌症村」頻頻出現。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2009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大陸至少有247 個癌症村，多半分佈在污染嚴重的礦場周圍和河流沿岸。全國31 個省份僅4 個倖免，而河南以39 村居首。記者走訪的山西臨汾市下康村，2003 年爆發癌症、腦中風及不知名怪病，便與村周邊的煉鋼廠及造紙廠排放的廢水污染了地下水有關。

而中國近2 億的農民工，更在用生命為發展埋單。

2010 年，一份勞工NGO 報告指，2001 年以來，塵肺病、職業性中毒成為最嚴重的兩種職業病。中國專為患塵肺的農民工提供援助服務的NGO 組織「大愛清塵」估計，中國至少有600 萬塵肺病農民工，但多數患者直到離世都對自己的病情毫不知情，遑論求償。

工傷、職業病、因惡劣工作條件、壓力導致的精神疾病……為中國製造財富的農民工，除了奉獻低廉勞力，並沒有分享到發展的成果。他們反而屈身在城市的暗處，多數求助無門，隱沒在發展的陰影之下。

然而最難以逼視的，是經濟發展下官官相護的貪婪之病。

上世紀90 年代爆發的河南愛滋村，背景正是中國地方政府大舉發展血漿經濟。通過20 到200 塊錢不等的利誘再輔以「獻血光榮」的宣傳口號，政府廣召貧窮的農民有償獻血。數據顯示，不當的血清管理，令高達80% 的獻血者感染愛滋病，而隨着不健康的血漿，流入各個醫院，更釀下難以估量的血禍。

「中國人掙錢很瘋狂，血站的人明知血源不合格，卻照賣不誤。這個省出事了就把血站收了，機器賣到另外一個省，繼續賺。」鄭州愛滋病患家長孫亞說。他的孩子因接受唇顎裂手術而感染愛滋，孫亞四度上訴均遭失敗。為了維權，孫亞與許多受害者不斷上訪，投入組織愛滋病友的工作，卻不斷受到監聽、騷擾。

血肉之軀被狂熱的造錢機器損傷、繼而再被冷酷的國家機器反咬一口的不只是孫亞。2008 年三鹿毒奶粉引爆全國性的結石寶寶事件。因不滿政府敷衍了事，一位主動追查真相的受害家長相慶玉，卻深受「有關部門」的滋擾。但陣痛中，他也開始轉變：「我曾經是個憤青，毒奶粉的事讓我徹底清醒，看到自己過去維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麻木在沉醉於追求金權的人群中蔓延，而病了的人，因受害反而開始自覺。

「胡錦濤是公民、習近平是公民、我也是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應該保障我的生存權。」這句話出自於到深圳打工的四川農民甘立德而極為動人。他因為五級工傷曾一度想自殺，卻受到深圳當地NGO 的協助而振作，並進一步開始有了人權意識，但依循法律途徑和廠商求償，反而對他不利，凸顯了當下大陸勞工法律的不盡完善。

同樣因為工傷，而從工人蛻變成維權者，主持廣東佛山「打工族之家」的何曉波，透過法律諮詢和主動探訪，協助更多工殤者及職業病人，「重點是要為人們植入抗爭意識，有不合理要爭取，不要害怕。」

遠看，中國是巨人，近看，中國是病人。我們唯一能寄望的是絕處逢生的草根，為生命抗爭不息。

在受傷前，有個甘肅的男孩子對王賢花不錯。她受傷後，有個年紀輕的富士康男孩常來探望，「但我知道自己有病，未來也無法幹活，不能再接受男生了。」她知道自己的無憂和美麗
已回不去，「醫生說我能換個心，病就會好。」

在深圳生產高清電視機頂盒的翰碩寬頻有限公司當女工，2011年11月因工傷，弄斷了右手神經，和公司要求“賠償未果，遭到辱罵及暴力，再加上憂心未來，2012年診斷出精神分裂，住進重症病房。

幾年前，王賢花從陝西安康的農村來到深圳龍華打工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的青春可能永遠留在二八年華。

在成為流水線上一顆生產高清電視機頂盒的小螺絲釘前，今年 29歲的王賢花開過捲樣機、也曾操控起重機蓋高樓，動作十分利索。和其他 2000多個工人一樣，她住在每個月 60塊錢的宿舍，規律地在工廠上下班，偶爾去附近熱鬧的夜市逛逛，朋友都知道她待人大方。

2011年 11月，她在車間不小心受傷，弄斷了右手肘的神經，公司數次延誤治療、積欠工資，每次和人事主管交涉，總換來惡毒的謾罵。近一年下來，那道十公分的疤，像隻蜈蚣鑽進了心。她開始胸悶、頭痛、不吃不喝，跳樓、自殘、哭喊成了常態，從 100斤瘦成 80斤，聽到人事主管的聲音，身體會不由自主戰慄起來。醫生診斷是精神分裂。

姑姑照顧不了她，而大她 15歲，早已嫁到河北農村的姐姐，2012年 5月聽到消息後趕緊辭掉在湖南工廠裏的工作，到深圳照顧妹妹。這段時間，姐姐日夜守在宿舍，看着妹妹不吃不睡並逐漸喪失行為能力，更哭她打她老懷疑她幫着公司，也日益心力交瘁。

採訪前兩日，王賢花為了討工資咬破身上的衣服哭倒在地，把頭撞得瘀青像個小包子大，還被公司的司機用大鎖抽了大腿。姐姐背着已無行走能力的妹妹到處求醫，終於住進龍華的康寧醫院急診室。但醫院勉強收留了姐妹一晚，便要她們出院。

採訪後數日，妹妹趁着姐姐外出上訪時，獨自一人在宿舍燒了自己的衣服。在昏迷中，她被送進最不願意進去的精神重症病房，從此和外界隔絕。姐姐擔心地到處求助，「那裏有人 24小時看着她，只要一發作，就會狠狠打她。」

雯雯 兒童 愛滋寶寶

母嬰傳播使雯雯成了愛滋寶寶，7歲正式發病開始服藥。雯雯的母親是 90年代中期河南血漿經濟的典型受害者，“一次性獻血就染病，50塊錢付出的巨大代價。

安燕冰走的時候 25歲。她是在 17歲念高中那時，河南搞血漿經濟正熱，學校教官要大家去獻血那陣染上愛滋的。直到 23歲一場好不了的感冒，才知道自己早得了愛滋，而那時她已經結婚，有一個 4歲半的孩子。

這孩子就是雯雯。和許多中國孩子一樣，雯雯是龍年出生的千禧寶寶，但一生沒這麼吉祥如意。當時家人送雯雯去檢驗證實，她是 30%母嬰傳染機率的 HIV帶原寶寶（俗稱愛滋寶寶）。雯雯的父親在妻子死後，就決定徹底拋下過去。他將雯雯丟給爺爺奶奶照顧，娶了妻，生下一女，在離家不遠處展開新生活，只有雯雯病發時才願意回來看看。

雯雯和她母親一樣常鬧頭疼，7歲時免疫系統失調的症狀都浮出了，高燒不退，淋巴腺腫大、腰上冒出一圈病毒性皰疹，她的 CD4淋巴球數值低於200（正常值約800-1200），從此開始吃抗病毒的藥。

一天兩次的藥量，讓雯雯總是噁心、想吐。她的臉漸漸浮腫。雯雯對於自己常住院的身體已慢慢釋懷，但還不能舒心的是父親不聞不問，繼母不准她碰同父異母的妹妹，同學不敢跟她玩，「他們怕我傳染。」

「常哭嗎？」她點頭。

「不懂老天為什麼不公平？」她點得更用力。

雖然羞澀，但雯雯是個可人的女孩，喜歡英文和數學，有張美如和李燕琪兩位好友，「因為李燕琪的媽媽是醫生，她媽媽說沒～事！」雯雯的臉龐突然發亮，她神秘而歡欣地說出最後兩個字，語調釋放得特別高亢。

問她長大想做什麼？她字正腔圓地大聲回答，「我想當一名歌唱家！」

周孔付 塑料廠上粉工人 塵肺病

2010-2011年兩年間陸續在廣東佛山的塑料廠當上粉工人，2012年 4月診斷出塵肺病三期合併肺結核。

周孔付的呼吸聲混濁，人特別乾瘦。打工換來一付矽肺，是當初他和老婆聽了女兒建議，從河南來廣州打工時沒想到的。

他原本在家鄉種地、蓋房子、做些臨時粗活，一天賺 10到 20塊，而在塑料廠上粉一個月有2500，收入高得多。但這不是個輕鬆的活，每天從早上 8點做到晚上 8點，吃飯時也不可以出廠。

鎮日與他為伍的粉塵，是由樹脂和碳酸鈣組成，那令他想起老家作饅頭的麵粉，揉麵團時也是一片雪白迷濛，區別只是那淡淡的麥子香。雖然廠方發了口罩，但廠房太過悶熱而粉塵看來又如此潔白無害，工人們幾乎不曾戴過，廠方繼續讓他們幹活。

2011年 6月，他開始咳嗽，咳出淡藍色的痰，12月住進醫院才知道這輩子「感冒」都再也好不了。周太太辭了在廣東清遠一份薪資 2200元的工作來照顧他。沒有收入的兩口子，只能靠周太太偶爾幫人掃地，一次 50塊的微薄收入，撿礦泉水瓶換錢、撿一點菜吃着過活。

這期間公司一直缺席，直到 2012年 4月，職業病診斷證明是塵肺病三期合併肺結核，公司才願意每月給少得可憐的 500塊生活費，連買藥錢都不夠。周太太每次去吵去哭，經理只叫她「回去掃地」，逼得周太太「有時很恨，想着我死也要砍一刀。」人心的惡魔，常常是被逼出來的。

7月底，周孔付咳到不能走，喘得在地上哭，鄰居怕他死在屋裏希望他搬走，但幾家醫院都拒收，周太太只能去勞動局哭，卻不得要領，最後靠一個律師幫忙，才住進廣州康樂村的職業病防治所，幾個月來不願付工資的廠方，勉強同意支付住院費。

和衛生條件不好的農村老家及工廠宿舍相比，醫院乾淨寬敞，有醫護人員照顧，伙食有飯有肉，比之前每天幾根爛菜裹腹強。「老家髒髒的，沒這兒天堂，」周孔付想在「天堂」等死，唯一還掛心的是死後家人能否拿到該有的賠償。

：康樂村的環境比較好，但周孔付開始擔心家人能否在自己死後
拿到該有的賠償

劉慧 農村少女 先天缺陷
劉海軍17歲的二女兒劉慧，從小就腦癱了，這個在中國每千人平均1到2.5個初生兒會得到的疾病，在人口2000多的尚家峪村，卻有十幾個先天缺陷的嬰兒。

從山西呂梁市中心離石區到中陽縣尚家峪村沿途，可見許多紅白相間的煙囪，這個以中陽鋼廠為核心的園區，以產煤、洗煤、焦化、煉鋼的產業鏈串連，24小時不停歇地冒着白煙，是山西經濟的主要產業。

園區附近的尚家峪村，經由媒體揭露，2000多人的村子，有十幾個先天缺陷的嬰兒，記者走訪時，村民張立平的女兒走了，周扣平的兒子也不在了，劉海軍的二女兒劉慧還在家中，今年 17歲。

醫生說劉慧得的是小腦萎縮症。專業名詞劉海軍並不太懂，但只知道二女兒自出生 11天起就高燒不斷，一個月後四肢動作明顯有異。腦癱的孩子骨骼和肌肉發育有問題，劉慧小時候嚴重得連頭都抬不起來，腿也伸不直。劉海軍的小兒子也常會抽風 (痙攣)，腦筋不很清楚。三個孩子，兩個有病。

「花了好幾萬塊治，現在家裏生活都顧不上。」劉海軍很無奈，就算村裏都懷疑這麼多先天缺陷的孩子和附近的煉鋼廠有關，但無法證實，也並沒有從官方得到過什麽說法，龐大的醫藥費都得自己負擔。直到去年，劉慧才拿到每月一百多塊的低保。

這事不只困擾着尚家峪村，整個山西有好幾個民間的先天缺陷棄嬰收容所。

太原附近的原平市，陳天文郭改然夫婦24年來，收容過 39個因先天缺陷被丟棄的嬰兒，其中死了21個。呂梁的殘疾人學校，因腦麻痹導致弱智的學生有 160個，佔了幾乎一半，「從中陽來的腦癱孩子的確比較多」一位老師說。

一些研究認為，山西先天缺陷的嬰兒的高比例，是由於農村孕婦少吃蔬菜，缺乏葉酸所致，但在太原市生活的城裏夫婦並沒有更幸運。環保 NGO晉青負責人杜杰有對夫妻朋友，連續打掉兩胎畸形兒，「第一胎是懷孕一兩個月照超音波時發現，第二胎則是懷了 5個月肚子都沒大。」不滿 30歲的他即將新婚，坦言有同樣憂慮。

陳菊香 瓷磚工藝廠女工 職業慢性中毒
2009年2月進入佛山一家瓷磚工藝廠從事擦拭仿古瓷器“品的工作，每日接觸化學溶劑。4個月後發病，當年9月被診斷出慢性重度苯中毒，在醫院躺了 700多天。

打工 4個月，換來住院 700天，每天吊瓶（打點滴）8小時，連過年都得孤單在醫院過，「一個好好的人，整天躺在病床上，沒病都病出來了。」

3年多前，陳菊香把兩個兒子留在湖南老家，透過親戚介紹，來到佛山一家工藝廠打工。為了讓瓷器品有仿古的效果，工人需上一種特製的油漆。鎮日接觸化學溶劑的塗料，等她發現自己的皮膚會無故出血、瘀青，月經來後流血不止時，已經病倒了。

醫院診斷是職業性的慢性重度苯中毒，後來檢驗得知，原來工廠使用的有機溶劑原料的苯含量高達98%，是國家標準的 25倍。工人缺乏專業防護，再加上廠房通風設備也不好，和陳菊香同期的工人，有兩男四女都出了事。

由於毒性侵入骨髓，陳菊香造血功能衰竭，幾度病危。她的丈夫辭掉工作、賣掉家裏剛買的車，在醫院陪了她 10個月。

慢性中毒是治不好的。苯中毒導致陳菊香有再生障礙性貧血，兩年來每天輸血小板、注射排鐵劑，也只能恢復 7成。雖然表面看來和常人無異，但陳菊香的心臟功能已嚴重受損。廠方支付了 2年的醫療費後，就撒手不管，但慢性病的治療沒有期限，一天醫藥費 300元，因無法工作而沒有收入的陳菊香，只能有一搭沒一搭地拿藥，等於中止治療。她轉而求助「佛山打工之家」，與工廠展開漫長的訴訟。

陳菊香一個人住在月租 300塊的小房。想起無法工作的身體，湖南老家的兩個兒子和年邁的雙親，她很無奈，但生活就在奔波於政府單位、法院、打工之家，以及與廠商的周旋間耗盡了。

2010年佛山市政府公布，佛山市內具有毒有害元素的企業將近 3萬家，每日接觸有毒化學元素約47萬人，從 2002年以來，全市共發生職業中毒事故 31起、導致 86人中毒，6人死亡。然而這些慢性中毒患者如同陳菊香，要面對終身的醫療問題，才是一人，甚至是一家都不能承受的代價。

兩年的醫療期已過，廠方拒絕支付一天300
塊的醫療費用，陳香蘭只能在有錢時拿點藥，無法持續治療。
丈夫為了家計必須在廣州打工，兩個兒子遠在湖南。為了繼續和廠商談判，陳香蘭一個人住在佛山月租300 的小屋裏

陳菊子 農民 癌症村村民

自2003 年患病以來，陳菊子（左）就無法言語，一見外人
就直掉淚。丈夫崔官生要照顧妻子，沒法種地。陳菊子每月藥費70 塊錢，政府補助60%，一季度去鄉醫院報銷一回，但一直申請不到低保

2003年，和許多相繼突然患病的下康村民一樣，陳菊子突然腦梗塞，從此半身不遂，無法言語。那幾年下康村死了很多人，一般認為和附近煉鋼廠及造紙廠的廢水污染了地下水有關。

2003年間，山西臨汾市下康村的村民紛紛染上怪病，很多人罹癌，有的人瞎了，也有很多人突然間腦中風就癱了。這個 1300多口的村子，一年死了 20幾個人，走在村裏，很多人都一跛一跛，有人管叫它「跛子村」。

陳菊子的先生崔官生，照顧太太已超過 9年，他永遠記得，2003年 9月 29日的中午他買雞蛋回來，看着太太好好一個人突然間倒下，接着在醫院做腦手術，住了 20天。自此，陳菊子右邊半身不遂，當時只有 55歲。

「水不好，那時我們都喝地下水。」崔官生回憶，當時村裏附近是煉鋼和造紙廠，污水直接排到流經下康村的洰河，「造紙廠排的水是黑的，煉鋼廠排的水是灰撲撲的」，即便村裏的井有 20米到 30米深，但污水已滲入地下水層。村民打上來的水都有怪味，煮滾後則積有厚厚的白色沉澱物。

2005年一群大學生組成了「保護母親河」調研團隊，沿着污染嚴重的汾河做探訪。那時還是高中生的杜杰記得當時走了很多村落，但沒有一個村子像下康村那樣給他極大震撼，「下康村民牙上多黑點發黃，得怪病的人特別多，和重金屬污染有關。」在村民帶領下，學生們找到排污口。消息披露後，大批媒體蜂擁而至，病得身上生爛瘡的村民王寶生成了「新聞人物」，下康村成了「癌症村」的典型。

為了自救，當時的婦聯主任發起村民每人捐1300塊錢的活動，打算用公基金為村裏安裝自來水管，後來煉鋼廠迫於輿論壓力，撥了筆 7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款，幫村子安了自來水管，並設立污水處理廠及修路。但長期受慢性病折磨的村民，乏人照顧，「現在都沒再看病了，沒錢看不起，偶爾吃吃高血壓的藥，低保申請好幾年都申請不到。」崔官生無奈的說。

9年了，要打理太太生活起居的崔官生地也沒有種，但日子總是要過。太太拄着拐杖蹣跚散步回來，等等他就要去燒飯。

同村的王寶生自2005 年被媒體報道後，也已經走了5、6 年。
王太太回憶，當時村裏死了很多40 幾歲的青壯年

甘立德 五金工廠工人 工傷

2012年 2月，甘立德到深圳的萬達安塑膠五金公司打工，沒有職前訓練，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廠證，才進場 6小時，雙手就被沖床機給打成了 5級工傷。

甘立德不斷重複，他的一生就定在 40歲了。

為了籌錢蓋新房子，也為了和妻子相聚，甘立德放下老家賣牛的生意，到深圳來打工。

工作比他想像中難找，工廠只願意請小夥子，已屆中年的甘立德到處碰壁，最後一家五金廠用1320元的最低薪資請了他，說好幹的是「一般的活」。

但一上工，經理就把他帶到沖床機前面，簽約時再三保證無需操作機器，卻在沒有任何職前教育的情況下，要他操作 120公斤的沖床。進場不到 6個小時，甘立德一個操作不慎，沖床直接往手打過來，「完蛋了」，這個念頭一冒出來，他便從平台上滾了下來，雙手 10根手指頭，只保留了一半。

甘立德以為人生都毀了，他好幾次要醫生給他安樂死，終日不語，「當時我以為他神經出毛病了。」辭了工，全天照顧丈夫的甘太太說。直到遇上在地NGO「深圳手牽手」的協助，才逐漸走出陰霾。

甘立德繼續艱難的用僅剩的五根手指頭切菜、切肉、點菸、喝茶，他看似熟練，和正常人相差不大，事實上經過無數的練習、放棄、振作、放棄、振作，再練習，一如推着巨石的西緒弗斯（(Sisyphus），他不得不振作，一家四口加老父老母等着他撫養。

剛出院時，他總把雙手藏在衣服裏。他最害怕坐公交車，因為沒手指抓扶手，但後來想通了，要沒人讓位，「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他開始戰鬥，每天打電話去市長專線、跑社保局、勞動局、司法局、工安局、深圳市工會，隻身和工廠談判，為自己的案子奔波，「我必須一個人對付這麼多人，太花腦筋，深怕說錯話就沒了權益，每次回到家都筋疲力盡。」

工廠想用 30萬打發，他不接受，「完全沒法養家」。他說胡錦濤是公民、習近平是公民、他也是公民，公民的生存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保障。廠方說他總在說大道理，甘立德不這麼認為，「我只是要爭取一個公民的基本權益。」

：深圳15 平方米的租房裏，住着甘立德夫婦以及他們初中畢業
後出來打工的大兒子。四川老家還有等着撫養的7 歲的小兒及老父老母

相天岳 幼兒 結石寶寶

相慶玉特別疼愛他的小兒子岳岳，「我覺得對不起孩子。」
而政府的處理態度驅動他積極維權，「如果只為了自己孩子早就解決了，但我要所有結石寶寶都得到應有的賠償。」

2歲時被診斷為結石寶寶，隨即三鹿毒奶粉案爆發，父親相慶玉參與結石寶寶維權不遺餘力

相慶玉心裏明白，因為喝了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而成了結石寶寶的小兒子相天岳，不是最嚴重的一個。2008年 10月，三鹿毒奶粉事件爆發以來，相慶玉結識了很多結石寶寶的家長，腎萎縮、腎衰竭到必須換腎的孩子比比皆是，而且多半來自經濟條件差、只能買得起便宜奶粉的農村。東窗事發後，當局讓三鹿奶粉發給每人兩千到三萬元不等的一次性補助，但腎臟病是影響一輩子的慢性病，許多家庭為了醫治孩子傾家蕩產。

當時岳岳還小，2歲的嬰孩老是尿得滴滴答答，去醫院檢查後才發現腎裏有結石，岳岳成了結石寶寶。醫治後腎功能受損，導致長得沒同齡孩子快，不時需要檢查，雖有輕微後遺症，大體上也算無恙。

但對相慶玉來說，真正嚴重的是一個放任及包庇的體制。他拿出一紙由三鹿奶粉具名、他最後拒絕領取的賠償書，「因為岳岳喝的是聖元奶粉不是三鹿。」他看到的是整個食品產業的結構性問題，當局只想找個代罪羔羊敷衍了事，未來的中國娃娃還是會喝着毒奶粉長大。

這樣的處理讓相慶玉異常憤怒，那年，他工廠也不管了，印了三件抗議 T恤、製作舉牌，每天跑去連雲港的各大超市，阻擋聖元奶粉進貨。當時新聞鬧得很兇，重挫聖元的銷量，也成功阻止了聖元奶粉在連雲港的超市上架，「但只有一下下，現在超市又再賣了，人們是健忘的。」

國保盯梢、廠商恐嚇、電話被監聽都無法讓他停止，整個人沉浸在一個渺小而無果的對抗，「但我不後悔這麼做，只後悔做不好，沒讓更多人站出來。」他和揭發毒奶粉的趙連海一起為結石寶寶維權，但隨着 2010年趙連海被捕並被判刑兩年半，組織也慢慢四散。近日相慶玉嘗試聯繫趙連海，電話總在通話中，已「被失聯」。

「我曾經是個憤青，毒奶粉的事讓我徹底清醒，看到自己過去維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2008 年「毒奶粉」爆發後，相慶玉每天穿着T 恤去抗議，勇敢維權令他成了警方和廠商頭痛的人物。
2011 年岳岳生日當天，警察將相慶玉強行帶走，孩子目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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