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六）

陈小雅

第十章 毛泽东的“不归路”

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信中所说的“两年半”以前，当然就是1918年的夏季。后人在书写毛泽东和中共历史时，常常把那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一个“伟大的起点”。这件事就是湖南的新民学会决定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本书第二章提到的毛泽东给两位舅父的信中所述“出游”，就是毛在这条“不归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综合新民学会会员的回忆及其会务报告，这个事件的发起，有这样一个过程：

早在民国四、五年（1915—1916年）间，萧子升和毛泽东就议论着把有理想而品格纯正的青年组织一个团体。毛泽东以“二十八划生”这个笔名，发起“征友启事”，得到个别在校学生的响应，因此形成了一个最初的雪球。这个雪球在一师热情、上进、乐群的进步青年中滚动，逐渐形成一个以杨昌济的学生为主体的人际交往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保持经常来往的大约有十五人左右。人们经常谈论的内容，是如何使“个人和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其中尤其感到迫切的是“个人生活的向上”和“自己生活的向上”的问题。[1]到1917年冬，这群人中的毕业和肄业的人逐渐增多，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也就越发的迫在眉睫。其中，尤以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蔡和森最为迫切。据毛泽东说，一段时间以来，他只得与寡居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吃饭，家中一度揭不开锅来，蔡和森不得不从家中搬出，自己一个人，带着一箩筐书，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度日。萧子升听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到爱晚亭把蔡和森接到了自己的学校，供其食宿，还给蔡母和妹妹包了四元钱，以解燃眉之急。据称，当时这四元钱，在长沙可供两个人至少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1918年4月14日，是一个星期天。这一天，萧子升与毛泽东约好，邀集正在长沙一师读书的在校同学邹鼎丞、邹蕴真、张昆弟，已经毕业在一师附小任教的萧子暲、陈绍休，在楚怡小学任教的何叔衡等人，在湘江边的朱张渡聚齐，分乘两只筏子驶向河西，到岳麓山下的刘家台蔡和森的家门前大树的草坪上，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这个学会的名称，采用《经》书中“大学之道在新民”，《汤诰》上“作新民”，以及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也倡导过的“新民之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 的意思，决定学会的名称就叫做“新民学会”。

学会的章程，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因内容过于繁杂，萧子升提议，将目前不可能实行的内容删除，在多数的赞同下，大家采用了萧子升的意见。最终决定，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会规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至于会员对于学会的义务，是每年“通函”一次，报告自己的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

学会的办事机构为干事会，设立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综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出。经过大家的选举，萧子升担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任干事。

紧接下来，会议便集中讨论了会友的出省、出国问题。

如前所述，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出身贫寒，在谋生手段解决之前，他们曾实验过各种群居的清贫生活。而湖南地处中国中南部，历史上属于文化保守、经济欠发达、交通比较闭塞的地区。戊戌维新时期，曾经一度开风气之先，涌现过大批维新志士，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革命党人，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社会保守势力的反扑亦甚为猛烈。由于政治地理的因素，在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年代，此地属于多个军阀势力交战的地区，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社会残破，赤地千里。早先的先进人士大多到外省乃至国外谋发展，失学的学子和第一代从新式学堂毕业找工作困难的青年，则苦于没有出路，所以人心浮动，亟亟于每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

起初，湖南青年出国留学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南阳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在一个多世纪的移民浪潮中，那里已成为华人的海外聚居地，因亲友的信息交通，中国南方数省的青年多有到那边找出路的。另一个方向，则是到东邻日本。在中国的邻邦里，中国与日本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往，而且在近代，也是一同起步转入政治与经济革新轨道的。只不过，中国的戊戌维新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由一个地域上的小国一越而为东方的经济强国和政治大国。所以，日本的成功，为中国的革新人士树立了一个效法的楷模。由于文字的便利和地域的邻近关系，那时，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部分是从日本转口引入的。不仅如此，在改良和革命遭到镇压时，日本又是逃亡者们的避难地。以后，由于日本朝野的热心，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均与日本有关。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已有上万。其中不少是湖南人。正因为这些原因，新民学会会员最早考虑的去处，并不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日本。

据当时已经准备出国的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会员的出路问题。因为当时的大部分会员已经从学校毕业，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要么升学，要么就业。而在升学和就业均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只有向外发展……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必须得先有人在前面去探路。此前一年，已经有傅昌钰先行到了那里，1918年4月，罗章龙又做好准备前行。但是，当罗章龙走到上海，刚刚订好一张到日本的船票时，就发生了日本政府迫使中国留学生回国，东京警察殴打中国留学生事件。中国留学生起而反抗，与日本政府发生冲突，有人流血牺牲。消息传到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支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运动。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愤怒控诉了日本军政当局的暴行。在这样的形势下，原先准备去日本的人，只好退掉船票，另作打算。在朋友的介绍下，罗章龙准备北上，到北京大学去完成学业。临离开上海之前，他从《新青年》在上海的发行所得到一批书籍和杂志，带回了湖南。

罗章龙在回忆中说：

“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带回的一些书报材料中，发现《新青年》第十期登有华法教育会的文件，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干事会就开始讨论。毛润之、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一致主张到法国勤工俭学。我们先写信给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杨先生很忙，尚未回信。于是干事会就决定先派蔡和森到北京去。[2]

萧子升回忆说：在那次集会的大约一星期之后，他接到杨昌济给他个人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昨天接到你的来信，今天即去拜访蔡孑民校长。他说他正是华法教育会会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组成一个学会，你们希望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可望成功……”

接到这个消息，萧子升立即去找了毛泽东。然后，他们又一同过湘江，来到蔡和森家中。蔡自然很高兴，他的母亲、妹妹和女友向警予都表示要一同赴法。

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

“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升和蔡和森负责……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3]李石曾[4]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5]

蔡和森到京见了杨先生，并通过杨先生找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李石曾进行交涉。不久，蔡和森给长沙的会友们写信说：事情己经有了眉目，要大家一同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开展起来。

杨昌济的尴尬

其实，蔡和森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原来他们想依靠的“侨工局”贷款，是需要经济担保的。当蔡和森向老师杨昌济陈述留法学习的志愿时，杨师的确非常赞同，但谈到请他为贷款担保时，杨师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杨昌济不过是一个靠薪金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的“两袖清风”的书生，除此之外，别无田产。为了节约资源，他到北京后，甚至没有让女儿进学堂，而是自己在家里教她……他拿什么去给这样一大批贫苦学子“担保”呢？就是陪上性命，他也没有这个能耐。即使他同意“人格担保”，侨工局也不会同意。因为“公事公办”，人家要考虑你的偿还能力，否则，这笔亏空将变成政府的“赤字”不用说，还得算做他们执政的“劣迹”。

其时，蔡和森给长沙的会员去信，也表示出对于这位学通中西的“杨师”的不满：

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6]

读者一定发现，这种语调，与“杨师”后来向章士钊介绍他们，称之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相去该是多么地远！

报纸上所鼓吹的李石曾的“华法教育会”赞助款项尚未落实，舆论之所以先行，不过是他们运动这笔公款的一个促进行动罢了。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李石曾这个人先来一番介绍。

李石曾（1881—1973），原名李煜瀛，字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李石曾的祖上，原是山西人，后迁往河北高阳定居。因四代充任国家重臣，声誉卓著，被称为“高阳李氏”。在明、清两朝之中，高阳李氏有十二人中过进士，十六人考取举人，四人得过皇帝的谥号，他们分别是李国普——号“文敏”；李蔚——号“文勤”；李石曾的曾祖父李殿图——号“文肃”。最后一位获得皇帝谥号的，是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号“文正”。咸丰十年，皇帝想要找一位品德学问兼优的人，教授大阿哥读书。当时的大学士举荐了李鸿藻。因此，皇帝特将他召回北京，为当时只有四岁的大阿哥授读。这位大阿哥，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四年，李鸿藻进入军机处，后晋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官职日渐显赫。他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办大学士等等职务。

由于家世的这种背景，李石曾出生在北京南城绳匠胡同（又称丞相胡同）。他是李鸿藻的第三个儿子。据传，他三岁时就曾随其父入宫觐见过慈禧太后，慈禧曾抚摸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他六岁即显示出读书的才能，熟读中国古代的诗书，十五岁就跟从京城名儒学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但好景不长，就在他步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国家却遭遇着有史以来的内忧外患。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前，李鸿藻一家与许多王公大臣一道，随慈禧太后离开北京，西行避难。青年的李石曾跟随长途跋涉数千里，亲眼目睹了贫弱的国家被列强铁蹄践踏的悲怆情景，也亲身感受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和无奈。由此，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他磨砺了奋发图强的意志，确立了留学西方，寻找富民强国之路，改造社会的志向。

1901年4月，李石曾有机会见到了主持清朝外交事务，当时正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李鸿章，表示希望出国留学。李石曾原本打算去英国，但当时清朝禁止人民出国。在父亲故旧的帮助下，1902年，他被安排在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琦的随员中，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到达了法国，成为了华人留法学生和华侨在法创业的第一人。

李石曾到达法国之初，有感于国家的现状，欲先学习军事。但因身高体重不合格，而改学农科，之后又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有志于救国救民的文化名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1906年，他又结识了孙中山，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他与蔡、吴、张三人的过从甚密，他们四人后来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

经过一番欧风美雨的熏陶，李石曾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依靠读书进仕干政救天下的传统思维，1905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科学救国，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结合自己的专业，李石曾用法文编著出《大豆》一书，把营养丰富的大豆和中国人生活中的食品——豆腐介绍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对于豆制品的兴趣。此后，他又邀集同窗乡友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招募一些家乡的青年到豆腐公司工作。他用“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宗旨，为自己的工人开办了夜校，并亲自为他们讲课。在提高中国工人素质的同时，让他们制造出来的豆腐供应巴黎的市场。

为了宣传自己的企业，也开辟相关企业的发展前景，李石曾请人在报刊上撰文，广泛宣传“素食”的好处；为使当地人了解豆腐的食用方法，领略豆腐的风味，他还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开设了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为“中华饭店”。正是这个“豆腐公司”的创建，为后来漂泊欧洲的国人提供了做工创业的机会，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法国男子从军，工厂、农村的劳动力奇缺。于是，法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了一项合同，要中国政府招募华工三十万到法国做工。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列强瓜分和军阀内斗的动荡时期。为了减少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北京政府借此机会组织了一个惠民公司，招募工人，办理上船、运送、安排赴法打工等事宜，自己也得以从中谋利。据说，当时去法的华工来来去去共几十万人，超过了预定数字。山东、河北、江浙、闽粤等沿海或内陆地区的人们为了活命，或把卖身的钱留给家里，或是干脆直接就上船西渡，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从这个浪潮中，李石曾也学会了做“人力资源生意”的方法。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于原有的华工，法国认为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送回国。李石曾看到这个生意已经无利可图，于是决定另辟奚径，在教育界和政界谋求发展……

因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的盟友，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欧战结束，欧美列强为了交好中国，纷纷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在这个背景下，李石曾找到法国一位退职的总理，经过疏通，法国政府也同意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在中国，李石曾则说服中国政府，将这笔钱用于教育事业，由他们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这笔资金，作为中华教育基金。为此，李还办了一个银行，把钱存在该银行。这笔钱数目不小，法国是陆续退还的，他们也先后把它用于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后还办起了中法大学，李石曾任董事长……

新民学会会员，就是通过他们的宣传品，了解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概貌的。[8]

既然“公款留学”不能马上兑现，要取得留学资助，暂时还得依靠北洋政府的侨工局。而侨工局贷款又需要经济担保，没有办法，杨昌济只好给蔡和森指出另一条路，那就是辛亥革命前，各省应上缴清廷，因革命爆发，尚未来得及上缴，应退回各省的一笔巨额“米盐公款”，数量是一千万两白银。[9]湖南的这笔钱，当时正在著名的在京湘绅——熊希龄和章士钊的掌握之中。

以熊、章二人的身份、社会声望和信誉，以及手里掌握的巨款，他们若出面担保，侨工局应该是能够答应的。但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经过人们的一番切磋，最后，皮球又踢回到“杨师”这里。

请看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

“弟前旬写信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与蔡先生商量，蔡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意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量。”[10]

此处所说石曾、蔡先生，即李石曾、蔡元培；熊章，即熊希龄、章士钊。蔡元培告诉杨昌济，说“熊章行止不定”，大概是一种托词。不过，也多少反映了其人其时已成众人瞄准和追逐对象的狼狈状况。蔡元培不说自己建议杨担保，大概是出于对这位“两袖清风”的夫子有某种恻隐之心。但他又不得不转告杨：

你作为师长，弄来这些年轻人，可是要对他们的后果负责任的啊！

前面已有交待，这是我们解读1919年杨昌济写信给章士钊——为什么极言推重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所不得不参考的背景。

杨昌济是一个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身上还挂着旧式文人“爱面子”的习性。他既然已出大言，表示了支持自己的学生，就不好再给他们泼冷水，只得勉力为之了。

那么，这位道德学问家如何解决眼前面临的矛盾呢？中国传统文人，有一种“言教不如身教”的信念，为了让学生领会自己的难处，杨昌济曾在蔡和森的面前给自己在长沙的侄子杨楚写信，告诉他，如果也想留法勤工俭学，不能指望来京借款，自己一定要带足路费，否则，连家也回不了……[11]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蔡和森好像并没有从这种“身教”中获得启发……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op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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