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志華
解放軍蘭州軍區某裝甲團演習過程中對黨旗宣誓
中共建政前後兩次提出又放棄了新民主主義。如今，歷史詭異的重複，中共能否抓住政治改革最後的機會？
近年來，以劉源、張木生為首的部分中共紅二代重提新民主主義，並期望以此影響中共核心意識形態，成為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人推動改革的理論依據。新民主主義在中共和共和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哪些起伏，如何被提出又被拋棄，本文做了大致的梳理。
軍力不足 中共期望和平演變
新民主主義理論由中共創建，但具體成型時間有較多爭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算是這個理論成熟的一個標誌。
從 1943到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論聯合政府》是針對國民黨獨裁政府提出的口號，共產黨希望在國家的框架內有一個合法的地位，通過兩黨公開競爭的手段，存在於這樣一個政治舞台當中。其實《論聯合政府》提出的綱領都是從議會政府、選舉政府這個角度提出來的問題。
當時中共並沒有十分強大的軍隊，並且中共的軍隊從理論上來講是在「國家軍隊」的序列之內，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框架下中共是準備放棄軍隊，呼籲國民黨將軍隊國家化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中共希望憑藉這樣一個民主理論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1944年，美國軍事觀察團在延安駐紮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縱觀毛澤東的歷次講話，他認為美國不但經濟發達，政治制度也是很先進的。毛為了迎合美國提出新民主主義，就是希望美國支持中共在政治舞台上謀取合法地位。
當時的蘇聯也支持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美蘇之間有一個默契，就是給蘇聯支持的中共保留一定的活動空間，不允許國民黨在中國搞一黨制，而是聯合政府，形成勢力均衡。
日本投降 區域自治取代聯合政府
形勢在日本投降後發生了變化。中國部分區域出現權力真空。中共鑑於當時自己的軍事實力仍難與國民黨抗衡，於是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希望以區域自治取而代之。
日軍撤退後，華北華中平原沒有國民黨部隊，毛想通過武力方式接手，被斯大林阻止，於是還是搞國共和談。此外，在 1946年 7月以前，中共還曾經提過要建立東北民主共和國，劃長城而治，不與國民黨爭全國政權。
但國民政府並不同意分治，於是國共雙方兵戎相見。從 1947年至1949年，尤其是在 1949年，解放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就變成一個團結各階層最後打敗國民黨的口號了。
放棄新民主主義 轉向學習蘇聯
1949年以後，毛澤東就是以共產黨政權的存亡來設計政治制度了。毛認為要靠中蘇同盟條約來保護政權才是最堅實的。所以他從蘇聯回來之後說，簽了這個條約，將來誰要打我們，我們就有幫手了。這是他的心裏話。
當時也有質疑的聲音，認為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比向蘇聯一邊倒好。但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出兵朝鮮，服從斯大林的領導，於是中蘇同盟更加鞏固。中共新政權的統治得到蘇聯的保護，經濟上也獲得援助。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政權自然直接將蘇聯的政經和各種制度照抄到中國。一些具體的國情也迫使中共不得不照搬蘇聯模式。
比如說，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比較薄弱，官僚資本則非常強大。沒收官僚資本的結果是經濟成分中國有化的程度很高，非常適合搞計劃經濟。此外，朝鮮戰爭期間國內的糧食要統購統銷。種種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導致了在 1952年底，中共要超越混合經濟階段，超越新民主主義的模式，提出來向社會主義過度的總綱領。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徹底銷聲匿跡。
政權鞏固 新民主主義第二次回潮
1956年，新民主主義似乎有回潮的跡象。革命具有慣性。中共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他們比較容易依賴同樣的手段坐天下，即採取革命的方式鞏固政權，改造社會。借助朝鮮戰爭的特殊環境，通過武力鎮壓和群眾運動的強制手段。建政後，中共完成了鞏固新政權的幾個主要任務：清除反對勢力、變更所有制、「改造」社會及國民的思想。
到 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連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針，甚至考慮採取某種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調動社會積極因素建設國家。
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中共的現時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開始認識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他決定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過去不敢講而共產黨又不愛聽的話被大膽說出來。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評矛頭竟然指向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公然質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方式。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而這個決定又恰恰迎合了黨內基層幹部對整風運動中諸多言論和做法的不滿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很快在全國鋪開，暴風驟雨再次降臨中國大地。
反右與經濟躍進 新民主主義再次退潮
中共八大的溫和路線遭到否定，階級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最後的解決。
而曾經的「以俄為師」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也出現了變化。當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顯示出的優勢地位，遠非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所能 相比。隨着赫魯曉夫和蘇共屢次陷入領導人交替過程中的政治危機，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漸漸形成了一種中共應取代蘇共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這一點，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表露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感到，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反右派運動以後沒有了反對的聲音，蘇聯專家的意見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澤東就要大張旗鼓地開始經濟躍進。
如今，站在 21世紀的角度來看1956-1957年這段歷史，令人不勝感慨。
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有了一個機會。中國究竟走向何方，這時需要並有可能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比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了探索。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銳意見，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 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這裏不是歷史的轉折，而是中共稍有停頓和觀望，便沿着傳統的和熟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了。
由於歷史的局限，由殘酷革命鬥爭時代造就的中共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很難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方式，很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
一個假設，如果中共在 1957年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繼續廣開言路，擴大民主，招賢納士，改弦易轍，那麼就有可能在 50年代的中國出現國人長久期待的「政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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