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Market”，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吴敬琏(82岁)的别称，他是将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先驱者。在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找不到方向时，他曾写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属性和商品经济的属性》一文，在论文中为市场经济勾画出了草图。此后，在保守势力的不断攻击下，他仍坚守着“市场”，看到国家过分介入市场，滋生腐败和贫富差距的现实，他提出了“国退民进”的主张。这便是他在中国被尊为最权威经济学者的原因。4月17日，韩国《中央日报》记者在KOTRA主办、由《中央日报》赞助举行的《韩中共同成长高层论坛》上，见到了出席论坛的吴先生。
–能否请您谈一下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中国现在到了放下增长速度，重视增长质量(Quality)的时期。韩国、日本和泰国也都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些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会有大的例外。每年超过10%的快速增长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如此，增长的质量才尤为重要。经济增长应该摆脱依赖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转变为由市场效率主导经济成长。即使速度有所放缓，也会提高效率。”
–这一点我们非常赞同，但市场也不免会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不会发生急剧的下降？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但情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严重。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是问题所在，这是因为之前放出了大量的资金，从而引发的现象。但最近两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紧缩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到成效。通货膨胀正在逐渐稳定，房地产价格也在持续稳步下调，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吧。”
–您强调由市场效率主导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中国，市场是怎样一个存在呢？社会主义和市场能够共存吗？
“这个问题取决于如何定义社会主义。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经济，是国家垄断，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只要有必要，市场也可以为我所用。市场只是单纯的市场，与国家体制无关，只是一种经济手段。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资源分配，这便是市场，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
–现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呢？
“现在还很遥远。市场体系还尚未在中国生根，法治也非常落后。中国的贫富差距是腐败之风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滋生的弊病，因此，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过分依靠国家直接介入投资的经济增长只会催生腐败、拉大贫富差距，应该让工资收入超过投资收益，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主导向以消费为动力转变，这是中国需要直面的课题。”
–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中国的出口也可能受到挫折，这种情况下，内需能否维系着经济增长？如果重视内需，那么人民币也应该升值，不是吗？
“汇率的市场化将会迅速进行。最近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已将每天汇率变动的幅度从0.5%上调到了1%，从中便可看出。我认为，现在的汇率(一美元约合 6.29元人民币)已经到了平衡点。汇率市场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便是合理的要求。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本国人不重视储蓄所导致的，为什么要将罪名归结为人民币呢？正是这样，美国人才时常被批傲慢。”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现在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吗？
“凡是要看两面。中国投资三万亿人民币(约合540万亿韩元)建设时速超过300千米的高铁，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创造了‘速度奇迹’，但结果又怎样呢？温州高铁追尾事故导致数百人死亡，这便是腐败种下的恶果。就是国家自食其果。曾一度备受称颂的‘重庆模式’也是如此，重庆国民生产总值(GDP)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收入为1500亿元。但在去年一年内，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高达7500亿元，得益于此，重庆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15%，这种情况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重庆模式以失败告终，所以最近重庆陷入了混乱。”
–今年秋天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预计会有什么变化呢？
“现在任何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但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改革，而且也一定会如此。中国现在面临领导人换届，因此对于改革的讨论也非常活跃，大的方向就是‘市场化’和‘法制化’。据悉，习近平副主席也对此非常关注。也就是说，改革一定会注入更大的活力。”
–吴教授您怎么看待正在谈判的韩中FTA和韩中日FTA呢？
“当双方认为找到了利益平衡点时，谈判自然就会达成协议。为了在整体上达成协议，必然会有局部要受到损失，比如韩国的农业。农业是特殊领域。如果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会搞砸整个谈判。双方应对这一领域进行特殊的照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应该考虑韩国农民的利益。我个人认为，比起中国与日本的FTA，中韩FTA 进展会更加顺利。”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朝鲜是否会成为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心作用的负担？
“事实上，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绝对，中朝关系也不总是一团和气。我曾8次来访韩国，曾多次申请前往朝鲜，但都被拒。”
–是因为吴教授您是市场主义者吗？
“(笑)不知道，人民在忍饥挨饿，政府却在搞导弹试验，这让人无法理解。我很想亲自去朝鲜看一看，但对方不让去。。。。。。”
–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中国模式”的问题，还有说法叫做“北京共识”，您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吗？
“我知道强调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却不知道什么事‘北京共识’(笑)。没有什么中国模式，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从计划·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才出现了市场和计划并存的情况。”
–强调市场效率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在经受经济危机的考验，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肯定不会马上崩溃吧？但长期来看，前景并不乐观。他们(西方人)过度消费，不知道储蓄，而且在福利社会的名头下，他们也不努力工作，甚至有说法称‘在欧洲，只有德国人在工作’。民主主义的优点虽多，但却要去乞求选票，这是一大问题。”
《国际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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