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丁丁新作 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逝者艾智仁

逝者:艾智仁(Armen Alchian)
汪丁丁

哈耶克说,有两位经济学家因贡献重大应得但却因“没有做很多工作”而难得诺贝尔奖,一位是科斯,另一位是艾智仁。那是 1975 年,他本人在 1974 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他也属于不重视“发表工作”的经济学家。1991 年科斯得到了诺贝尔奖,人们曾认为,并为此而呼吁,或许,艾智仁有希望也获奖。可是,2013 年 2 月 19 日,艾智仁去世了,享寿 98。哈耶克的推测很正确,艾智仁在发表文章方面“工作太少”,与科斯相似——但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那里,至少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聚集了足够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可以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见解是,艾智仁的贡献散在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因为发表很少,故在每一领域可呈报的文章就特别少。所以,即便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未必能得诺贝尔奖。假如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那位经济学委员,我怎样起草我的授奖理由?总不能因为他在全部主要领域里的贡献而授奖吧。

艾智仁是公认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中人,被同事们称为“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
斯密”。他一手创立了著名的“UCLA 传统”,以他的个人魅力 ——他有一双引人注意的手,格外修长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长方形手掌,相学谓之“水型”手 ——强烈的直觉、敏感的心灵、易受伤害,也称为“预言家之手”。1978 年,艾智仁 64 岁,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士,以“口述史”方式,他采访了哈耶克。三十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研究了这段宝贵的视频,我注意到艾智仁确实表现出与他的手相完全一致的性格。口述史方式,几乎总是闲谈往事,尤其是文字史不写或不能写的往事。但在回顾那些往事时,艾智仁的提问,有强烈的敏感性,或许只有我这样敏感且熟悉经济学思想史的人才可明白其中涵义。

我有充分的思想史理由用几百字来概述我对下列事实的考证与理解:艾智仁名字里的“Armen”,来自他的民族“Armenian”(亚美尼亚)。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所谓“白种人”(人种学名称“高加索人”)或政治正确性十分可疑的“雅利安人”,4 千年前至3 千年前,从这一地区(高地亚美尼亚)冲入波斯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形成“印度–欧罗巴”语族。青铜时代的亚美尼亚版图,曾涵盖赫梯帝国鼎盛期的领域。公元前 1 世纪,亚美尼亚王国扩展至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希腊诸神以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多神教义。公元 5 世纪,亚美尼亚被拜占庭帝国吞并。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后期,1880 年代和 1910 年代,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大清洗”。1915 年至 1916 年的大清洗,被认为是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帝国军队“系统屠杀”了100 万至150 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古代亚述人和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算是对雅利安人和基督教徒的一次复仇。20 世纪第二次种族灭绝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第三次是斯大林对波兰精英群体的系统屠杀。幸存的亚美尼亚人,多数流散于世界各地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公社”。最早定居在加州 Fresno 的,是一对亚美尼亚兄弟,他们写给老家的信引来了更多的亚美尼亚人
——包括艾智仁的外祖父和父亲,在加州,继续他们擅长的活动:务农,买地,礼拜上帝。1914 年,艾智仁在这里出生并成长至 20 岁。在接受“自由基金会”长达
40 分钟的一次采访时,他特别严肃地讲述了这一段对他毕生思想产生影响的“亚美尼亚往事”。事实上,他年轻时,也承受了当地企业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歧视。也因为他的这些“亚美尼亚往事”,艾智仁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歧视的研究论文。与他的其它论文一样,这篇,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贡献。艾智仁的原创性贡献,
常被历史淹没。例如,二战期间,与阿罗一样,艾智仁以数据分析员身份服役于美国空军并于战后成为兰德公司研究员。他那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是他 1949 年为兰德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比阿罗 1962 年发表的收益递增文章早了十多年,但因涉及军事秘密,直到 1963 年才发表于《Econometrica》(计量经济杂志)。至今,收益递增经济学的奠基人仍是阿罗,不是艾智仁。

1944 年,艾智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随即接受了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聘请并终生任教于那所大学。去世时,他与妻子 Pauline
(一位小学老师)结婚已七十三年。他们有两名子女、六名孙辈和三名曾孙辈——
家族关系紧密,这是浪迹天涯的亚美尼亚人的社群特征。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品鉴葡萄酒。熟悉他的人说他聪明(clever)并且智慧(wise)。世界上既聪明又智慧的人,极少。

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被认为重要,从他没有出名时的第一篇开始——那是
1950 年,标题是“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立即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必引作品。至今,我在行为经济学(本科生)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以及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仍每年引用这篇文章。我的引用,理由不同,我对学生们说,艾智仁的英文表达,经济学界无出其右。所以,预备出国深造的学生,应以艾智仁文章为典范,既学习如何以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视角看世界,又熏陶于真正优秀的、林毓生称为“贵族的”或“高贵的”那种英文表达方式。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1965年发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语如疾风，思如闪电。例如，第一节的最后一行：Discrimination，competition，and scarcity
are three inseparable concepts (歧视，竞争与稀缺是三个不可分离的概念)，紧接着，在第二节的第一行，他写道:“上述的概念清单还可延续,歧视、竞争、稀
缺、约束、产权。”难怪张五常要连续六个学期旁听艾智仁课程,就为要学到这样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和激发听众与读者或许已潜在具备了的直觉思维能力的英文表达方式。

艾智仁以直觉和严谨著称于经济学界,他不用数学但他的语言有数学般的说服力。每一次讲课,他走进教室,向听众当中的任何一位提出或许是当时偶然进入他脑海的问题,然后,他会沿着被提问者有充分准备的或勉为其难的“解答”的方向提出更深入的问题,这样,讨论就在他和听众之间往复展开,听众逐渐进入到他们以往从未有过的那些只可称为“艾智仁直觉”的视角。艾智仁荣休之后,在校园里仍有自己的办公室(直到 2007 年),他在那里继续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提供指导。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经济系(张五常曾在那里任教)多年来将艾智仁的《大学经济学》独特地列为本科生低年级、高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共用教材。所不同的,只是课文讨论的深度。例如,艾智仁在《大学经济学》里讨论的一类符合常识的经济现象:shipping good apples out of Washington(“将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后来被称为“需求第三定律”。如果好苹果和坏苹果运输成本相同,那么,基于常识,我们不难推测,运往外地的苹果比在本地销售的苹果质量更高。可是直到现在,为提供这一定理的严格证明而涉及的广泛问题,仍困扰着理论经济学家。去年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论文主题就是“需求第三定律”。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艾智仁的产权学派贡献尤殊。他在晚年始终未能改写出版的《University Economics》开篇指出,价格理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切制度,故本书可定名为“Universal Economics”(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凡事物或事务,有稀缺就有价。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价是“市价”,没有形成市价的价是“私价”。只要有交换,就有价的原理——在市场情形称为“价格分析”,在非市场情形称为“产权分析”。因为,交换就是产权的交换。任何社会都因资源稀缺而有兴趣或利益的冲突,于是有产权安排,于是可由艾智仁的价格理论预言何种产权将导致何种政治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在至少三篇论文里,艾智仁都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经济学——与其说它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协调社会冲突的科学。有稀缺就有竞争和歧视,于是有价格和产权,于是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演化。

在人类可用的一切控制手段当中,依照文明程度排序,身体控制、思想控制、和价格控制,是最愚蠢的控制。我是在严格的理性选择意义上这样说的,因为,例如,价格控制的结果通常,或者,必定与控制者最初试图达到的目标相反,故而,这样的控制只能用来展示控制者“愚蠢”(stupidity)的程度,在“比较制度分析”课程里,也可称为任一社会任一时期当权者愚蠢程度的观测指标。但是,难道官僚们不愿意变得更聪明一些吗?当然,所以他们很痛苦,很受到他们在官僚体制内双重人格的折磨,以致自杀。于是,官僚行为的愚蠢指标,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布坎南在采访哈耶克的时候表示很悲观,他和他的老师奈特一样悲观,因为,似乎公众永远难以接受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公共理性似乎永远难以摆脱“政客的煽情–多数人的选票–为短期而牺牲长期–有原则的政治家被无原则的政客淘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哈耶克的回答,这是我最希望与读者分享的,哈耶克说他本人是长期的乐观派但短期的悲观派,因为,长期而言,人类有能力接受杰出观念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但“长期”,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五十年。短期,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政客,很可能将坚持长期原则的政治家驱逐出局。对于政治改革,哈耶克说他不晓得怎样回答布坎南的提问。观念的力量,这是他持长期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人类演化至今,看上去确实是,观念最终战胜了行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