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体育精神、罗素和中国文化

丁丁记于2012年8月7日，思享家丁丁博客

虽然我很反感媒体渲染刘翔，但看到他跌倒，还是很伤心。他才29岁，背了这样重的期望，似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然后单脚跳回第四赛道（他的），再象 征性地跳到终点。解说员和记者都在哭，而且之后并不道歉（缺乏新闻专业训练）。体育精神，本质上不承认民族主义。罗素说，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首要就是体 育精神。我读这段文字时，不很理解，其实现在也还不能有切肤的理解。我们的体育，不是一种“精神”，或者，改变为“竞赛”的精神而不是体育的精神。姑且不 辨析国家兴办体育的弊端和好处，我认为也有好处。罗素崇尚中国文化，我上一篇博客写了。罗素批评西方文化，主要的理由，他解释过，就是西方的精神，包括体 育精神，太注重“竞争”，以致两次世界大战，险些自取灭亡。罗素很悲观，他推测西方世界迟早要自取灭亡。后来的事情，他没有见过，六十年代日本经济扩张， 西方人开始研究和学习日本文化，包括大批的禅师和瑜伽，以及东方生活方式，都在西方流行并且现在带着西方专业化的精神又传回到东方。这些趋势，罗素若见 到，可能改写他对西方命运的预测。

今晨读了网友的评论和顺着评论读了两位网友文章，觉着他们更敢说。不过我还是顺着我的态度继续写：罗素没有见到的场景之一，发生在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我的美国老师笑而不评，讲了他的孙子和孙子同学的一段对话：孙子同学说，你可以是班里最好的（you can be the best）。孙子说，“why?” （为啥要是最好的）孙子同学说“why not?”（为啥不做最好的）。孙子的同学是越南移民的儿子。他们两位的岁数，那时大约10岁，小学生。美国老师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儿子是夏威夷 大学的教授，儿子的儿子因为喜欢好莱坞明星在夏威夷和世界各地创办的咖啡馆，所以在那里的停车场看场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刚才对话的主角。家 族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只是家族谱系的单元。个人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于是，在个人本位的文化里，社会有很高的“纵向流动性”。因为，指不定哪位 孙子不愿意在大学做教授，就变了看场子的。可是那位越南儿子以及他的儿子，或许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并世代传承。我记得十年前我有篇文章“自由迁徙是后工业社 会的最终议题”，谈到这类问题。比现在更好的社会，允许自由迁徙。这样，孙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社区，越南移民的儿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 社区，诸如此类。当然，我还有一篇文章，专讲“梯伯特定理”的问题。这样的自由迁徙，梯伯特推测可以达到帕累托有效的一般均衡。这一推测，其实特别难以证 明，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证明他的“定理”。不仅如此，还有负面效应。就是“谢林模型”显示的“种族隔离”均衡，谢林是2005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位。自由迁徙 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穷人喜欢穷人，富人喜欢富人，中产喜欢中产。但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没有谁当真喜欢，对吗？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社会 制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哈耶克的推测，应研究这类问题，而不是研究GDP或什么指标的百分点变动。谢林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引入了只能按照哈耶克的见解 被称为“涌现秩序”的那种“均衡”。

别急，我还要写结局呢，先进城一趟，回来继续写。……在星巴克了，从“理性选择”模型，给定“环境不确定性”，决策的长期视角（例如贝克尔使用的“王朝效 用”函数的最大化），可能比短期视角（例如我的美国老师的孙子那样的个人主义视角），有更高的理性程度。换句话说，家庭本位的文化，与个人本位的文化相 比，“效率”更高。不过，关键因素是环境不确定性。从“海纳模型”，如果相对于应付环境不确定性的要求而言，人类的理性能力特别低，也就是“C-D gap”特别高的意思，那么，生存概率更高的种族，应当是那些循规蹈矩的而不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直观而言，家庭本位的个人，更少创新机会。所以，如果生存 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概率几乎肯定比西方人的高。可是，更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近代以来，越来越依赖于人类自己的活 动。例如“西力东渐”，引致咱们中国人生存环境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纳模型，如果需要拓展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论文选题，它的扩展方向就应 当是让环境不确定性内生于海纳模型，这样才有“演化”。海纳的本意，其实是演化。我们需要想象的是，如果不确定性内生，例如，依赖于“选择”的行为，那 么，应是许多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的不确定性。可否将这一思路引入博弈论框架呢？在博弈论框架里，我们假设“完备理性”，这一假设必须改为“有限理性”， 这当然很难。不论如何，理性程度不如中国人高的西方人，他们的个人主义行为，一方面让他们有远比中国人多的创新机会从而技术进步速率极高，这样先进的技术 和团队又转化为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于是极大增加了中国人生存的环境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中国人普遍模仿西方的个人主义策略，也确实因此增加了个体生存的 概率。至于家庭本位的文化是否随之变为个人本位的，我无法推测。不过，研究情感脑的时候，我注意到，情感方式极难在短期内改变。家庭伦理，是一套情感方 式。被西方人改变了的环境，它的实质是“后现代知识状况”：也就是说，人类知识不再有整体可言，它被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逐渐切割为无数碎片。这样，不可能 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哪怕是天才家族）可能掌握知识整体。社会因此成为高风险社会（日常生活依赖于无数分工环节及其风险），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于是依赖于 它采取的生存策略是否适应这样的“知识社会”。

长期而言，在上述的那种特殊的“知识社会”里，生物群体可以有两类生存策略（参阅威尔逊《新的综合》或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K-策略和R-策略。脊 椎动物是K-策略的采用者，昆虫是R-策略的采用者。R-策略的生存，依赖于偶然性，高风险环境里，可以有大量的偶然性，生物个体的智能水平极低（不需要 高）。K-策略的生存，或者演化方向，似乎依赖于越来越高的个体智能，例如人类这样的大脑。这样的思路，于是让我很难判断，K-策略的演化方向，是由西方 的还是由中国的策略代表。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坚信，中国人的生存，是“三叶虫”方式。他是诗人，发表这样的议论，可以理解。

总之，在创新与保守之间，每一群体有一些最佳混合，偶然采取了这些最佳策略的群体（物种），可能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关键是，这些混合策略是否最佳，依赖于 内生变量，而不是外在于物种的活动。怎么办？既是未解的理论问题，也是未解的人类问题。可想象的未来，例如，未来一千年，人类各族群之间有充分的混合，结 果是“西方”和“中国”都不再有显著的文化特征。那时，如果可以有那时的话，人类的生存策略可能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