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10日，隐居大连的善耆因患糖尿病去世，期间，汪精卫曾秘密前来吊唁。后来，张学良随口利牙质问汪精卫：“你路过大连，为什么去吊庆亲王？”汪翻肠倒肚，说当年行刺被捕，庆亲王未杀之：“你们这革命，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我看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庆亲王虽蜷居三家村里，局量仍宽大，世路如冥，青天障蚩尤之雾，而能不出其所料，汪为此感叹：“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1953年5月，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天风海涛，扁舟一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目睹明清古城被野蛮拆毁，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抚砖痛哭，惋惜不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为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激烈争论。不久，在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面对面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夫妇的预言，在群行群止的新政权面前，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任何事物在政治家眼里，都是政治，包括古建筑。1958年3月5日，毛泽东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坐车查看成都市容，据李蒙、侯波《毛泽东重整旧河山》载：在经过西城和南城的城墙外围时质问：“这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陪同人员对曰：“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拆。”“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方便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成都城墙一年内拆毁。
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1958年时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会发烧到40度、42度，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开先者，谢独早，进善言，而闻者不受，故此言一出，风波顿险，结局不难想象，李达在“文革”被折磨致死，甚惨。但不得不佩服其预言之精准，应验即现报，几千万人成饿殍。
1945年7月1日至6日，社会贤达傅斯年、左舜生等访问延安。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此即著名的“窑洞对”，一方善意提醒，一方信誓旦旦，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料无事必有事，今天看来，这也是一则预言。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诬蔑中共为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一个共产党的变节者的话，多数人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殊不知这样的预言，来自居高层多年的切身感受，亦经验之谈。
据《柏杨回忆录》载：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京时，一位国军少校大骂庆祝中的北平大学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今天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但这些极易被宣传鼓动的孩子们，正沉浸于胜利的欢天喜地中，有谁在意这老掉牙的“报应”之说。
1949年10月，国民政府在撤离广州之前，向各大中小学散发了这样的传单：“同胞们！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将来必定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不要看他们今天得势，不久之后他们必定会像太平天国那样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传单中其恶毒造谣：“明说是为穷人造福，实为共产党人谋求大利。”（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第398－399页）蒋介石退守台湾时，留下一句：“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此也预言，但也苍白，众人以为，既然如此，江山何至易手，足见其不可信矣。
大处不走作，小处不渗漏，发端无绪，预言有准，是独醒的预言家之幸？也不是，是预言家起初就有的痛楚，是忽悟者终将等来的苦难。先知者虽知，却无力扭转乾坤，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后知者虽不知，积雪融雪，不过一季，天下岂为昏迷不醒之天下？托克威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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