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信力健 ：“习”路何在？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间，他专程到中共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起点西柏坡进行视察，视察中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务必保持)，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领导人，在习近平的精神谱系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应该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探路过程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毛主席这不奇怪——我们记得，2002年12月5日，刚上任20天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重温西柏坡精神，也重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究竟给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正能量”。

　　首先，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民主的真诚追求。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还特别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中共当时还崇尚美国的民主——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大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这些言论应该是我们今天建立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遗产——或者说“正能量”。

　　其次，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在解放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的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使他们获得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从而使他们免于将生产的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供给地主作不生产的消耗，而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努力改良耕种技术、改良土壤，进一步组织劳动互助，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变革使解放区农村走向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新社会，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最后，就是在进城前夕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纲领。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曾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务必”的具体说明。

　　毋庸置疑，这些“正能量”对于习近平探索新的治国方略开创新时代都有其正面意义，值得好好借鉴。当然，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要求新领导人有新的思路，这也是常识。就中国新情况而言，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如何处理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一大批通过权力寻租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家族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上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这个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同时，因为集团利益的凝固，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其次，则是怎样化解各种整风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始于1941年5月终于1945年4月20日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一套整风机制，在建立领导人权威的同时，使得党内外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乃至仇恨。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靠了严酷打击的手段和康生这样的打手，使得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因为这次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此后更是运动不断，即使到了新时期，也还有“三种人”、“三讲”等等整风余波。

　　要之，习近平要走的应该是一条在吸取第一代领导人在理想主义方面——比如民主比如民生比如平均地权——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立足中国现实，执两用主，稳步改革，开创出一个新时代。就中国现实而言，我们应当看到：构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石将最终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产权的独立意味着独立交换主体和独立市场的必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