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林蕴晖：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纪实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 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6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 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泽东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场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 &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毛泽东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彭德怀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2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彭德怀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林彪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毛泽东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