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重量级人物薄熙来被判终身监禁前夕，《金融时报》撰文研讨中共专政还能持续多久。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最近采访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探讨中共高层贪腐、执政合法性等问题。 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产阶级不满情绪蔓延，不仅是境外学者，就连党校内部也开始有人思考过去无人敢想的问题：中共的终结。
采访党校
创建于1933年的中共中央党校，长期以来是中共培养干部，灌输马恩列斯毛，以及后来邓小平思想的基地。历任校长包括毛泽东，以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
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飞速变化，中央党校的课程也开始引入经济学、法学、宗教、军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等内容。
当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崩溃的问题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私下对《金融时报》记者说：“老实讲，这是个全中国人都在问的问题，但是却很难回答。”
“如今，与其说中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协会，一个希望赢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须加入的俱乐部。” —— 金融时报
天命已殆？
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联及盟国分崩离析之后，毛泽东1949革命的继承人究竟能继续掌权多久一直是个大问题。其间曾有不少的悲观分析，不断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结果却是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垮掉，反而似乎自1990年代允许资本家入党后变得更强大了。
如今，与其说中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如形容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协会，一个希望赢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须加入的俱乐部。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中共将超过苏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成为有史以来未间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现代化政治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富裕，中产阶级人数增多，社会就更可能会开始向民主和法制阶段过渡，而严重的社会不公和高端贪腐也将成为制度转型的推动力。
尽管上述可以推动转变的因素在当今中国都已经存在，但是包括中央党校人士在内的很多有影响的中国思想界人士都不认为中国可能发生类似“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浪潮。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共高层相对自由派的人士和很多知名境外汉学家都认为，如果中共不尽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共产党家天下时代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干部都已经把子女后代和财产送往国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 —— 沈大伟
“千秋万代”
继续是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的中央党校人士认为，“中国危机论”或“中国崩溃论”完全是“西方的理论”。而外部压力只能让中共变得更加团结，更有能力创造奇迹。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将延续“千秋万代”，而他们也预测中共2049年将能够庆祝执政100周年。
不过，即使是原教旨的毛派学者也承认，党内贪腐现象严重，已经成为可能“亡党亡国”的重症。
民主v专制
日裔美国作家法兰西斯·福山在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论述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普世标准，象征着“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
截止到21世纪初，全球192个国际承认的国家中，已经有120个拥有民选政府并实施定期选举制度；60%的地球人生活在民主国家。
现任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福山深信，中国也必将像世界其它国家一样，通过逐步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进程，最终演变为一个民主法制国家。 他也同时预测，如果中国实现不了渐进变革式转型，那最终必将导致又一次革命。
福山说：“中国的现行政治模式难以维持，因为随着收入增加和中产阶级人数增加，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更富有的人必然会有新的要求，比如要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等等，而这些诉求并非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
另有专家估计，中国距离台湾、韩国当年民主转型时期的人均GDP还有一些差距，因此预测中国民主化转型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末代王朝
支持专制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用中国作为论据，认为可以不断适应变化和挑战的专制体制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体制不同，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系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曾经一度持上述观点。不过，他现在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今日中国与晚清时期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无异。
末代王朝的征兆包括：连共产党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无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民众普遍恐慌、不安、不满和无奈。末代征兆还表现在社会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矛盾日增，税负日益沉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沈大伟指出，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干部都已经把子女后代和财产送往国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
他说：“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逃……他们还留在中国是为了在政权崩溃前榨取最后一元人民币。”
再创奇迹？
在过去30多年里，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中国取得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使得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 被称为“市场列宁主义”的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将成为世界上的例外，可以避免民主法制变革呢? 不少中间派中外学者则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在消费能力同比后达到约9200美元水平，还远低于台湾与韩国民主化使的13000-15000美元水平，也低于苏联和匈牙利变革时的17000和12000美元水平。依照这个水平看，中国的民主法制转型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也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以往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国家带动增长模式已经不可能维持，因此未来多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可能维持两位数。与此同时，掌握权力的少数几大家族也同时控制着中国的绝大多数财富，而因此造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在今后几年中会进一步扩大。
宏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预测认为，上述大背景必然会酝酿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
他表示：“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件好事情，因为它能迫使政府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和平变革不可能，那么在中国一旦发生革命，结果可能是类似埃及似的长期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
奥运魔咒
研究现代历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专制政权的命运与奥运会之间的巧合联系。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来，所有专制政府在举办奥运之后都逐渐转型或解体。纳粹德国1936年主办了奥运会，1945年垮台。 苏联1980年举办了奥运会，1991年解体。韩国198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也逐渐走向民主化。
很多人形容2008年北京奥运史中共政权的“成人礼派对”，有助于支持专制制度不一定会输给民主制度的理论。
但是即使是中共党内主张专制优势的人也不能不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对改善环境、改善民生、杜绝腐败等方面的呼声。即使是中共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习近平政府可能是中共从政府内部推动改革，缓解执政危机的最后机会，如果习近平继续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铁腕手段，最终迎来的可能是再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