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流亡者孙中山、同盟会、刺杀的死士固然重要，但那些各省的士绅领袖才是关键时刻的决定者，当他们在心理上放弃了皇族内阁时，这个大厦才最后倒塌。但在此刻的中国，有多少政治、商业与社会精英能够站出来，愿意表达自己的反对主张？许知远说，一九八九年后的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就是把所有的精英力量都收编于体制内，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挑战者知识精英。倘若这个群体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姿态，整个社会情绪是难以被扭转的，没有这股社会情绪、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它是不可能形成有力的挑战的。
三年过去了，这些乐观都变成了幻灭。许志永与王功权也被关进了铁窗。王功权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他的故旧与新友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王功权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他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却仍不免遭此困境，这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恐惧、愤怒又不安。
许知远说，王功权事件会变成中国精英态度的一次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而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获取成功，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但在很大程度，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在批评了中国商业精英之后，许知远说，「或许要等到一群我这样的自认的温和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要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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