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当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即将前往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完成访问学者项目时，他被校方告知，他在秋季返校后在北大的职位是否能够保留，将由学校教师投票而定。这意味着他将面临失业的危险。
事出有因。夏教授是一位观点开放、言论大胆的知识分子。他在经济学讲堂上曾经用“大饥荒”的事例来说明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必要，在各种国内国际媒体中曾多次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判，在2008年第一批签署了由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而夏教授认为，引发这次校方动作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他在2013年3月份两会期间通过微博和推特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提议全国知名人士聚集、和平示威。
夏教授在电话中对我说，校方的“目的是将政治问题以学术手段来解决，但事实上谁都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这些事情，怎么会对我进行这样的处置，并且只针对我个人？”
长期在中国思想界的开放历程中立于潮头的中国大学，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对思想舆论环境的压制。夏业良教授并非唯一受害者。他目前尚在授课，等待校方态度，而除他以外，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教授因为6月份发表文章警示习近平执政下，社会知识界掀起反宪政逆流，已经被校方停课。今年5月，他曾经在微博上首先曝出政府最新传达的“七不讲”内容，要求中国高校不要向学生传达“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中国大学对言论的压制是近月来政府对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微博大V、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联合整治的一部分。大学作为各类学者、思想家的精神家园，作为形成新一代公民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首要场所，本应是各种思潮涌现、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里学术言论风气的保守化便是一直在持续的一个现象。而通过近些年来大学在政府压力迫使下的一系列动作，以及“七不讲”等文件的发布可以看出，政府也对大学的这一角色也深谙于心，于是不遗余力地压制从中发出的挑战政府权威的声音。
凡是略晓中国历史的人，便应该对中国大学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了解：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1919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的为抗议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而爆发的“五四运动”，和1989年由北京大学生最先发起、最终在血泊中结束的“六四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都曾在大学任教，传达他们的革命思想；在文革刚结束后，政府对意识形态控制松动的八十年代，大学又成为外界思想最先涌入中国的门户，见证了一场场精彩的与政治相关的辩论、沙龙与讲座。
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这是大学所应扮演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人们记忆中八十年代的氛围和气象几乎无从寻觅。夏业良教授向我谈起他在北大的体会时说到：“现在大学的整个语境氛围都变了，有些教授在讲话时的话语就像是文革期间的，很政治化……大家的政治态度私下里可能会有一些表达，但是公开场合很少听到认真严肃的对于党和国家的批评。”
夏教授从2000开始在北大讲课。他说在初期和学生通过课后讨论和邮件交流时，可以感到“我在学生中得到的认同是相对普遍的。”但现在他发现这种认同感正在慢慢减弱，或者学生心中有所想，却“不敢表达，不敢认同”。华东政法大学的张雪忠教授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张教授在电话里向我解释，同事和学生“会私下支持我，但是不太会公开站出来。因为如果这样做，他们会立即面临不利的后果”。
这种大学言论环境的紧缩，不仅体现在各方意见人士的噤若寒蝉，也体现在一些校方匪夷所思的举措。2011年3月，北大宣布将要开始对10类学生进行会商，其中一类学生被贴上“思想偏激”的标签，这被广泛看作是校方抑制对学校，对政府批判声音的手段。
另外，同样是在北大，在老师和学生中对“学生信息员”制度的存在早已了然于心。“学生信息员”指的是在校学生受校方委托，举报课堂上发表政治上有争议性的言论的教授。夏业良教授曾在2010年11月在Twitter上发文，解释自己被举报的经过：
“我提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发明数量甚至不如许多小国家多，”夏教授说。“我列举了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等，结果大一学生告到学校，说我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国家。”由此夏教授被信息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除了对言论环境的控制，中国大学对信息渠道的管制也是造成当今中国大学校园气氛保守的罪魁祸首之一。许多中国大学皆有对网络渠道的严格管制，局限了学生的眼界和吸收不同观点的渠道，与大学本应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加之学生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长久受其影响，也缺少探究不同观点，追寻真相的的好奇心与渴望。
夏教授在这点上也感触颇深。“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有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觉得老师太夸张了，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包括抗日战争谁是主力，对‘六四’闻所未闻……他们没有独立思维，没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和判断。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费很大的劲去翻墙，读海外的东西。除非写论文有需要，否则学生不会闲逛、浏览国外的网站。”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校方对于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的限制在许多学生眼中虽然多此一举，但是带来的不便也是微乎其微，更没有激起公愤。教授与讲师们由于重重顾虑，也无法直抒心声。没有阻力，校方以及上级政府机构便可以更加毫无顾忌地压制一切异己之声。
中国大学虽然只是中国整体舆论环境的一部分，但它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深远。对每一个学生来说，大学本是学生人格成熟、价值观完善、发掘兴趣、增强判断力的阶段。这样一个成长阶段，与一个百家争鸣、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理性辩论的环境应该鱼水相容。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大学应该是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深深植入人们心中，培养出以后可以用思维和言论推动社会进步人才的场所。这是我们的先辈深深明了的道理，否则又何来北大“兼容并包”的校训？
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我每天早上在食堂总会翻看校报。四年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头版新闻数不胜数，许多未必会让校长荣光满面地拿出来展示给参观的外宾（校报独立于校方，自行运作）：学校管理层对校园内发生性侵犯事件的沉默和遮掩，校园心理咨询服务的拖沓与漏洞，学生在校园附近酒吧和镇上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在我大四那一年春天，一起争论席卷校园。一所美国著名酒店投资公司HEI Hotels & Resorts所投资的一所酒店中的几名员工站出来，反映自己曾经在试图进行工会活动时被公司阻挠威胁，并被强制加班。这件事情引起了学生的关注，因为耶鲁大学和哈佛、普林斯顿等多家名校曾投资HEI公司。
那正是学生们忙于应对期中考试，同时为暑假找实习寻工作的几个月。这件事情对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没有直接影响，然而在校报上对它的报道却铺天盖地。在一篇又一篇专栏里，学生呼吁校方撤出在HEI的投资。“校方不应该一边这个问题上置若罔闻，一边宣称自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我的一位室友在校报上发文，慷慨激昂地写道。“耶鲁的学生们会和酒店员工并肩作战。”
“对学校批判性这样强的文章也可以发表，”我读罢对她感叹，“校报尺度真大。”
“有吗？”她心不在焉地回答，“那不然校报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
在耶鲁学生举行抗议三年后，耶鲁大学宣布不再向HEI公司追加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