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贤生于香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讲课﹑兼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立法。一九八二年因间谍罪囚禁于秦城监狱；一九八九年秋罪名推翻，至今仍在两岸三地从事策略顾问工作。
黄贤表示，纵观上个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三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确有惊人成就，但体制滞后，若调侃目前局面，可戏称：宣传，无奈不传；维稳，反而不稳；贪污，居然不污，也不惊人。问题症结，是伦理和管治两个层面的障碍。伦理障碍源于传统居中自尊的排外心态，和近代宁左勿右的左倾基因。二者天衣无缝的结合，是各阶段发展的主要阻力。管治障碍则可用两对同音歧义词表述：重官吏轻管理，重法制轻法治；最后必定衍生最恶劣的人治。
黄贤表示，近日中国大陆有关宪政的争论，则是操弄”崇洋媚外“的典范。只要把宪政定性外来即可肆意歪曲；这是极左的一贯手法。宪政和德政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各国各文化都在寻找能体现宪政德政的制度，应相互借鉴。虽然中国经验乏陈，迄今未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两千三百多年的帝制，三十四个王朝走马灯般起承转合出场谢幕，平均寿命才九十三年（标准差为八十八年），中位数仅五十三年，也著实短了些。五十三、九十三年似乎是中国的歷史深水区，不易闯过。
反观较成功例子：英国因缘际遇，反劣政，制定大宪章延长寿命，至今九百多年，超过中国寿命最长三个朝代唐﹑明﹑清的总和。而美国是第一个以明文宪法建构的国度，被视为现代宪政之鼻祖，已延续两百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生的世代有机会看到美国超越唐朝，真是无奈！黄贤感慨：“马列主义虽说首重历史观，却异化出这样一票子历史虚无主义‘信徒’”！
黄贤说，“外国阴谋”在中国是万金油般的遮丑布。举凡输球、申奥失败、產品滞销都能套用，无伤大雅。但也有用来掩护犯罪的。极左排外是以花样多变的煽情手段影响政策。一旦得逞，用宣传惯用口吻来表述，就是：不明真相的领导，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所蒙蔽。
黄贤表示：在目前体制下，唯靠领导铭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历史决议》，时刻防左防排外，避免列宁所说的，“在新时期，犯新形式的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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