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拿的钱不要拿
柴会群
短短几天，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出现了戏剧性逆转。事件的性质，由一起“记者因舆论监督遭受司法迫害”冤案迅速变成一桩“受人指使拿人钱财发表不实报道”的丑闻，一夜之间，陈和其所供职的新快报由全国声援的对象变成了全民讨伐的目标。
陈案逆转的关键，在于其收钱问题。由于承认收取了疑似三一重工公司的50万元，作为以发表文章打压三一对手中联重科的酬劳，使得陈和新快报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双重破产。 没错，就陈案而言，无论是中联重科还是长沙警方以及央视报道，确实可能存在各种值得商榷之处，可借此冲谈此事。但对陈而言，无论多么有力的辩护，均无法绕过收钱这一死结。可以说，收钱问题一旦坐实，陈将注定万劫不复。
微博上看到有同行讲这样一句话：拿人钱做正面（报道）是不要脸，拿人钱做负面是不要命。这话不错。本应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媒体人，如果成为利益攸关方操纵的工具， “黑吃黑”是基本逻辑和必然结果。而没有抗风险能力的记者，在几方搏弈中可能成为最大输家。
反复看了央视的视频，深深感到陈在此事中的纠结。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佐证：陈说自己看到其署名的文章发表后收到中联重工停牌的“效果”时，他不是高兴，反而不安。“生怕捅什么娄子”。但是，他仍按照金主要求，到证监所实名举报中联重科，从而彻底沦为企业的打手。一方面内心不安，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个中原因，恐怕还是那50万元。
在当前报业不景气的环境下，50万元大概是一个普通记者5年收入的总和。
假如陈在此案中只是根据报社安排做相关报道，而没有收钱——或者说从报社拿到相应报酬但没有直接从企业处收钱。那么对于陈而言，此事尚有很大回旋余地，在舆论声援下，他甚至真有可能如新快报在头版呼吁的那样被警方“放人”。但是，一旦坐实收钱，事实性质立马改变，上帝也救不了他了。在视频中，陈永洲说，“如果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一定会遵守新闻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地去报道新闻”，他太幼稚，50万若在法律上认定，他应再无做记者的机会了。
不难看出，在三一重工和和中联重科两上市公司的恶斗中，陈永洲只是一杖棋子。从陈的交待内容看，此事还还牵连众多，很可能还涉及报社管理层——任何媒体人都会清楚，如果没有报社高层的支持，陈不可能在半年内针对一个企业发表十余篇批评文章。不过，从央视的报道口径可看出，似有意将陈的行为与单位切割。我想这大概是为将陈的过错定性为“个人行为”打铺垫之故，新快报今天登出的道歉声明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声明中提及报社责任的用词仅仅是“审核把关不严”。假如真的如此的话，对于陈个人而言，结果恐怕只会更为糟糕。
在我看来，陈的行为（有待于依法认定）故然有错，甚至有罪。但责任绝不能由其一人承担。因为，如果没有陈所赖以生存的畸形媒体环境，也就没有所谓陈永洲案。
在陈永洲案发生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其同事、朋友谈其为人的文字（写于央视报道之前），称其聪明上进简朴，虽然不乏溢美之辞，虽然现在多被视为笑柄。但平心而论，我认为这些文字基本是真诚的。在央视的视频中，我也读出陈永洲因为那些报道所承受的良心不安。一句话，他不像是个恶人。
然而也惟其如此，才更平添了事情的悲剧色彩。这一悲剧绝非仅仅是陈永洲的个人悲剧，更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悲剧。
如果说十年前，记者尤其纸媒记者还是一个收入颇高的行业的话。那么今天，这种所谓的“高收入”至少已经是大大缩水了——如果不是沦为中低收入的话。当然，作为记者，只要勤奋工作、认真写稿，保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欲望日渐膨胀的记者而言，仅靠报社的正常收入显然是越来越不够了。
前天看到《了望东方周刊》的同行刘伊曼在微信上说，她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在其他同行“你装逼”的鄙视眼神中，谢绝了主办方给的“车马费”（这是其本月第四次这么做了），当即点了一个“赞”。平心而论，我做不到。当然，好在因为供职单位“恶”名在外的缘故，我在近十年新闻生涯中，很少接到新闻发布会邀请，自然也少有机会收或者拒绝“车马费”，以致于连目前的车马费“行情”也不了解。
我对于车马费的主要印象，还是14年前在南方某市场化媒体实习时。作为一个实习生，替记者跑新闻发布会，一个月下来，竟然拿到总计近2000元的车马费（我当时在社会新闻部实习，每次一二百元，据说跑房地产、汽车口的要高得多。）我毕业后在一家党报工作，有一次我部门派一个实习生到潘石屹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带回一个1000元的红包。这大概是十年前的北京房地产条线记者红包行情。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记者收红包有什么不对。直到我后来看到有篇文章说，外媒记者对中国记者拿红包现象深感诧异，认为这是新闻人的耻辱。我很惊讶，因为拿红包现象早成为中国媒体行业的潜规则。已经正常到新闻发布会若没红包反而被视为不正常的地步。至于记者个人，如果有红包拿却不拿，用刘伊曼的话说，是要遭同行“鄙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红包，单位也不排斥。在我印象中，在中国的媒体中，除了财新，好象没有一家媒体明确要求记者拒绝红包。对于有的媒体某些记者而言，红包甚至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之所以现在提及红包，是因为我在想，作为一名证卷条线记者，陈永洲的沉沦（这个词可能不合适，姑且这么说），是否也是从收红包开始？新闻发布会上收红包，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式的负面报道究竟有多远？一个记者如果可以靠表扬和宣传拿不该拿的钱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可以靠批评和监督拿不该拿的钱？
这个问题同样也适合于单位。媒体如果可以登一些不明不白的“软文”收钱，是不是也会登一些不清不楚的批评报道获利？
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这大概已经不存在疑问。不久前我听一个开公关公司的朋友私下说，收“保护费”是某些财经媒体的一笔重要收入。特别是一些准备上市的公司，在上市之前，必须要按“规矩”交给某些媒体一定的“保护费”（具体操作时则有表面看来完全合法的名目），数额达百万元之多，以免媒体在此期间做批评报道，引起证监会重视，最终把上市的事情搅黄。由于中国的上市公司问题多多，对于媒体而言，做这样的报道似乎轻而易举。这也意味着媒体收取的“保护费”也愈加可观。
我所在意的是，假如单位要做这样用以敲诈的批评报道，记者在其中充当的是何种角色？他（她）承担的风险又有多大？一旦出事，单位会不会以及能不能保护他（她）？我想，对于记者而言，所有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悲观的。陈永洲案或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得九年前，我到现单位供职不久，一个企业老板通过单位领导介绍找到我，举报其所在地的镇政府官员违法违规。见面之后，先吃了个饭，然后到他所住的宾馆谈事情。在我看来，仅就新闻价值而言，这个题做与不做在两可之间。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犹豫，但误以为我有别的想法，在宾馆当面塞给我一个信封。我当即拒绝，并可能因此表现出一些反感。他大概已看出来，也没有强求，只是说跟我交个朋友，做不做报道无所谓。
我回家之后，在包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2000元现金。我给老板打了电话，他承认是他塞的(我后来想大概是他乘我上厕所时放进包里的)，只是一份见面礼，与报道无关，而且我也没办法还他，因为他已经离开上海。于是我开始纠结。老实说，2000元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当时的我而言颇有用，我当时我换单位，老家又出了事情，正是用钱的时候。更重要的，我当时认为，这2000元对我应该没有任何风险。一个是数字太小，再一个那个老板看起来也不是坏人。
但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在作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决定将钱交给介绍我这个选题的单位领导。领导也很生气，让我把钱交给会计，并开了收条。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总部的电话，说接到投诉，称我收了人家钱没给人办事。我再细问，才知道告状的正是那位我认为很老实的老板。
现在回想，我当时大概是躲过了一劫。虽然我不知那位老板是不是保存了证据，且2000元也不足立案，但他打投诉电话本身，已足以毁掉我的工作。而具体到当时我做的那个决定，不仅重要，而且老实说，挺不容易的。
在我后来的工作中，类似跟钱沾边的事情，还碰到过不少。其中多数还是经朋友介绍，而且有的不要求做报道，只要以职务身份走一趟便可，通常都会有五位数的报酬。但是因为有了9年前的那次经历，我无一例外地拒绝，并为此得罪了一些人。
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表白自己有多么干净。只是想告诉一些同行，特别是做监督报道的同行，江湖险恶，不管别人怎么样，不该拿钱不要拿。因为万一出事，说实话， 谁都救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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