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朗润园“正义与人生”的座谈会上回答周濂的问题时，想着应另行发挥一番的议题。周濂第一个发言，非常精彩，提出了两个“小问题”与我探讨。其中一个问题引发于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表现的对福利政策的正面评论（当然还有经济学家通常要有的负面评论）。我回答这一问题时，特别介绍了福利政策的动力学过程：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失业救济、以及弱势群体的种种困境）难以从市场经济（更何况中国还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得到满足，姑且称为“市场失灵”，从而有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能（但中国的政府也失灵），不过，旨在满足个人发展基本条件的福利政策，是公共的财政负担，公平与效率之间当然有权衡，过分的福利政策，如两德合并时期我所见到的那样，基本上，40%的东德人“失业”（自愿失业）是因为失业救济几乎等于就业收入。试想想，中国人怎么就在三十多年里如此富裕，归根结底是由于市场激励了几亿颗头脑努力学习生产性的知识（而不是“非生产性的知识”）。我当工人的时代，厂里的工人每天有效工作时间不过一小时，其余时间无所事事，我领导工人学习小组整天读书，那算是正业，不是无所事事。学习小组所学知识，当然也不直接就是生产性知识，“批林批孔”，研究《人民日报》社论，算是头脑训练，间接地，是一种生产性的知识（人力资本）。福利政策不可太多，要充分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提供基本的发展条件，尽可能广泛地帮助劳动者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政策制定者有足够的实践智慧，及时调整福利政策的强度和结构，可有很好的社会发展效应。反观中国的情况，主要是偏激的两极思维方式，要么完全福利化，人人平等地陷于贫困状态，要么完全取消福利政策，贫富悬殊，而且教育普遍失败，故而相当普遍地，先致富的人，为富而不仁。
从周濂引出的话题，我想继续发挥。现在的人口红利，我认为已经完全消失或已经转为人口黑利。我的论证是这样的：人口老龄化固然是一项核心的因素，使人口红利在各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逐渐消失，并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在中国加速消失。但是更强烈的作用来自劳动者经济行为模式的变迁，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增加。其实，只要观察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观察一年左右，我们不难意识到，由于农民工的家乡状况的改善，衣食住行水电通讯，这些物质条件一旦可以满足“温饱”需求，情感需求立刻凸显为日常生活的主题，春节回家，十一回家，五一回家，或者，最正常的人情世故，就是长期在家里生活——所谓“家庭”，如果有收入的话。于是，行为的均衡模式是每年在外面少工作两个月。几亿人，每年减少劳动供给两个月，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福利范围的扩展还将进一步减少劳动供给（例如，家庭保姆之为一种职业将完全消失），这才是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经济原因（劳动行为学的原因）。
也因此，数年前，我在大众媒体突然发表几篇文章呼吁普遍增加劳动工资。因为，改革三十年，由于执政党的“身份幻觉”，中国的劳动组织始终不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劳资谈判机制之为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始终缺失。我呼吁执政党放弃身份幻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必须落实的身份转换），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劳动阶级的代言人而且也早应超越阶级斗争时期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在目前政治体制内代表（协调）一切阶级而不是个别阶级。
如果我们拒绝上述转换，就只好等待市场规律的惩罚。这种惩罚已经降临，例如，基础劳动工资的报复性增长，以每年大约15%以上的速度，从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迅速衰落——因为来不及调整生产的技术结构（况且职业教育极大落后）。这些直接惩罚之外，还有更严厉的间接惩罚：劳动力多年来只能停滞于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因为他们的收入比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住房费用的增长慢得多。于是，个体发展的机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正义问题凸显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间接惩罚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因为，就现代生产函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与承载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二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互补性而不是互替性。我们用两层次生产函数来刻画这样的投入产出关系，在第一层次，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构成互补的一种投入，称为复合的K，然后，在第二层次，复合的K与自然资源，二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互替性而不是古典的互补性。不如此，就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地球生态-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经济发展的最终议题”（参阅二十年前我写的同名文章）。
简单的结语：劳动力供给将迅速减少，主要不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增长引发的劳动供给行为模式变迁。于是，劳动工资已经开始报复性增长并将延续一代人（至“70后”退休），直到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至少三分之二（西方各国的数据），而目前仅占三分之一。就收入平等测度而言，大约要使基尼系数从目前的接近0.6下降到大约0.35这样的水平，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同一产业之内最高收入（的5%人群）与最低收入（的5%人群）之间的差别，应如日本这样（约三十倍），而不是如美国那样（约一百倍）。要实现这样的经济转型，前提，如上所述，必须是政治体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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