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梁志：寻根溯源，清算冷战的遗产
采访、撰文：邓志新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
梁志是一个低调的学者，他没有任何微博等社交媒体账户，甚至在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官方网站也找不到电邮等联系方式。他的解释是，学校的行政职务太繁重了。接触其人，能感觉到他的认真、谦和，有老派学者的风格。
冷战史研究，难免要面对很多意识形态的对话。仅以“稳定”与“民主”的关系讨论而言，我问，如果运用“国家能力”等理论框架，是否会更有助于摆脱外界赋予“左”或“右”的标签。梁志回答说，在冷战的历史阶段，“稳定”确实有很强的优先选项，因此还是尊重这个概念。作为东北人，梁志选择冷战时期美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研究，他还引述了邓小平“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作为描绘我们时代的引言，我尝试如此概括梁志的研究：
一个中心是朝鲜半岛，美国与韩国则是贯穿其中的两个“基本点”，两手都要抓——其一是美国知识阶层在冷战时期的角色扮演，无论“和平队”的实践活动还是以“现代化”理论推行的发展第三世界政策，其二是美国在韩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模式上推行的民主模式试验，虽然美国成功地传播民主自由观念，但韩国还是以不同于华盛顿设计的资本主义路线走向了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化。在原子弹阴影威胁下的东西方两极势力冷战中，领导人能获得广泛认可，未必是因为其施政代表了最有历史眼光的现代化发展法则，而是其带给民众的确定性。鉴于此，被问到他最认可的政治领导人，他毫不犹豫举出韩国强人政治家朴正熙的名字，并解释说，虽然朴正熙政权享有“维新独裁”的评价，但朴正熙很早认识到经济现代化和 政治民主化很难同步实现，在他治下形成的发展型半威权政权为韩国民族国家构建奠定了基础，因此，近年来韩国“最喜欢的历届总统”民调中，朴正熙多次被排在第一位。
虽然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的显学，但是他准备花更多精力做冷战时期美国、英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仍是西方中心论，对于区域史讲述非常欠缺，不但少了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就连中国与东南亚这些周边国家的交往史也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传统历史教科书不仅仅是以党国的历史决定论限制学生的思维，缺乏多元化的思考空间，而且世界史只是聚焦世界性有影响力的大国关系，也是很大的缺憾。
新冷战史的发展趋势是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这是他研究冷战期间的东南亚国家交往史的又一动力，毕竟，中国与东南亚不仅仅是边境议题，也不仅仅是越南战争或红色高棉，还有冷战与东南亚共运兴衰等更多的历史真相有待还原。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是什么引导您走上历史研究之路？
梁志（以下简称“梁”）：对于我个人而言，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更多是偶然性的结果。读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很大，张文君老师教我们历史，课讲得很生动，那个时候便开始喜欢历史。高三了，我获得了保送名额，四平师范学院的历史和政治两个专业任选。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学。后来准备考研，给我们讲历史教学法的范立君老师建议我报考东北师大。据说东北师大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实力很强，这便成为了最终的选择。现在想来，当初的选择何其懵懂和盲目，然而又何其幸运。
东：那么您是如何选定具体研究领域？
梁：在东北师大历史系，我师从崔丕教授。那时，崔老师的研究领域已由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转向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和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政策。老师询问我对哪个方向感兴趣，我表示自己的兴趣点在冷战时期美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关系。接下来，老师相继指导我做了1961年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援助政策两个题目。此后十余年，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固定在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上。
东：在你人生中，对你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什么？对你学术路径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梁：谈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个很难讲。我觉得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美国学者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首先吸引我的是作者的观察视角以及译者北京大学牛可先生“信、达、雅”的经典翻译。反复品读之后，更是深深地体会到该书的宏大视野、巧妙架构和精深论述等方面对于初入学术研究门槛者的指引意义。之所以我会将自己的“辅攻”方向定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恰是由于受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和牛可先生相关研究的影响。
说起学术道路，我个人成长的点点滴滴都体现了诸位恩师的心血。
是崔丕教授引领我进入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先生耐心细致地传授我史料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并以身为范地诠释“学术之生命在于创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三年下来，小到语言表述，大到选题构思，我已同最初判若两人。带有个性化的钻研领域和扎实的学问也成为我不懈追求的目标，虽然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当遥远。
2003年，我进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王晓德教授专攻美国外交史。无论是课题选择还是研究路径，先生所从事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以及全球“美国化”研究在国内都是独树一帜的。而对我来说，以往无暇顾及的知识面狭窄的问题此时已暴露无遗。数次面谈后，老师很快发现了我的这一弱点，并高屋建瓴地在“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的层面给予点拨指导。在先生的引领下，我终于渐渐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放眼周围的“世界”。
博士毕业后，我追随沈志华教授南下上海，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深造。如果说1990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冷战史研究尚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那么21世纪初中国冷战史学界则因突然置身于原始史料的海洋而显得多少有些无所适从，特别是在美国冷战外交这一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沈老师弃商就学，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且简明实用的史料整理方法。两年后，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已初步尝到了“事半功倍”的甘甜。从此，也慢慢地不再因“材料太多”而畏难，甚至有了敢于挑战长线课题的勇气和决心。
东：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家和上一代历史学家有重大区别吗？
梁：与上一代史学家相比，这一代史学家较为容易地掌握更多史料，拥有更多对外交流的机会。不过，另一方面，这一代史学家面对的压力也更大，特别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评估体系中的论文和著作偏重数量、项目和奖项重级别等弊端，更是抑制了年轻史学工作者的创造性，令他们疲于应付。很大程度上，上述不利因素的存在，部分青年史学家在学术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尤其是职称晋升问题解决之前很难从事具有极大挑战的长线课题。
东：你怎么看作为一个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当下的学术刊物出版体制的历史学家，和一个身为广泛的知识人分子，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冲突？
梁：事实上，在我看来，纯粹专业的历史学家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并无明显区别，他们完全可以或者说都在努力地从事科学研究。二者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学术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差异。前者更为关注、重视和强调“象牙塔方式”，执著和专注于以专业话语、以学术专论和专著的形态表达自己的新发现和新思想，面对的对象更多的是同行；后者则同时走“大众路线”，关心当下的热点话题和公众舆论的走势，积极地与各种媒体和普通民众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与对方分享学术心得。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多样性，中国的史学研究才有可能在将来同时完成学术繁荣和启发民智两项使命。
东：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挂帅，学者和政治的关系纠结，譬如推动美国对外开发援助的亦官亦学的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拒绝成为“冷战斗士”的加尔布雷斯和主张越战的白鲁恂（Lucian W. Pye），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边界？
梁：大体上从美国正式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众多的社会科学家便成为“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知识与政治变得密不可分。就这一点来看，罗斯托也好，加尔布雷斯也罢，白鲁恂亦不例外，均属于“入世者”。若一定要在三者间做出区分，或许可以说加尔布雷斯更多地塑造美国的国内政治，而罗斯托和白鲁恂则更多地塑造了美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政策；加尔布雷斯很好地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天性和本能良知，在介入政治的同时，亦在有力地抵制美利坚帝国的过度伸展，而罗斯托和白鲁恂却将现代化理论打造成了“冷战的工具”，意欲“恩威并施”地将广大的“中间地带”甚至社会主义国家带入美国根据自身经验设计的发展轨道。
但与此同时，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有像欧文•豪（Irving Howe）这样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以及乔姆斯基这样长期不遗余力抨击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的学者。这类知识分子大体上有两个基本特征：游离于政府之外；长时间批评政府决策或宣传与政府尊崇的主流信念相左的思想。他们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深刻地体味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多样性，他们的声音从长远来看亦有助于美国社会的进步，并时刻提醒美国决策者反思自身的不当之举，引导公众由多个角度认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东：冷战史都是政治性叙事吗？如果放在全球化的当下背景下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的经济或文化的国际交流，是否会有新的启发？
梁：冷战史研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集中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而如今他们的视野已扩展至经济、文化、科学、艺术、体育等各方面。倘若从当下的全球化视野来反观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或文化交流，我们会发现，经济或文化交流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工具，而目前它们更多的是互惠互利和增进彼此间相互了解的手段。从人类整体进步的角度观察，后者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常状态。
东：研究冷战史对于现实中国有什么重大意义？冷战遗产仅仅是意味着朝核问题，还是对美国主导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反思？
梁：冷战史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十分复杂，领土争端、领海纷争频繁发生而又长期难以得到解决。近年来，朝鲜半岛的形势更是丝毫没有得到缓和，朝核危机以及朝韩对立等均属于关涉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同样，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亦受到西方世界的无端指责，所有这一切相当程度上均可以被视为冷战的遗产。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国当下面临的诸多国际难题，则必须寻根溯源，理清过去发生的史实，如此方能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交涉与协调。
东：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你的主要研究方法？目前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 （John Gaddis）为首的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倡导“冷战史新研究”。一句话概括该学术潮流的最大特征，便是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近十余年，中国学术界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响应这一号召。不过，除了中苏关系、中朝关系、美日关系等特定领域外，中国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至于我个人的研究，未来五到十年，最集中关注的领域是冷战时期美国、英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
东：你曾论述，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罗斯托另行建立了一套能解释和指导全球变迁的以线性单向为基本特征的简明理论——“经济增长阶段论”。你怎么评判罗斯托及其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梁：2005年以后，我曾一度将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考察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如何塑造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这一课题上。1960年代，该理论最终成为美国外援方针的指南，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战略村等援助计划均被打上了罗斯托的烙印。不仅如此，韩国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制定和设计经济发展路线时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经济增长阶段论”。罗斯托本人甚至还远赴苏联发表演讲，介绍自己的学说。谈及罗斯托及其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更多地体现在台湾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总体上仍处在隔绝的状态，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自然难以获得“生长”的空间。
东：韩国的现代化转型与民族国家构建经验，可以给中国什么启发？
梁：韩国的现代化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经验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从微观的角度讲，1960—1970年代韩国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新村运动”对于解决中国如今面临的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仍具启发意义。从宏观的角度讲，韩国的总体发展道路进一步告诉我们：第三世界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初，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一时间尚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随着经济渐趋实现稳步增长、社会保障机制日益完善、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自律和责任意识逐步增强，公平与民主两大课题便会顺其自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东：请你谈谈你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写作。
梁：个人认为，理想的历史研究应尽可能地兼具客观性与创新性，同时关注历史演进过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作品本身亦能够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达成平衡。
长期以来，学者和大众一直在争论，历史研究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有学者论，历史研究就像拼图一样，不断地接近过往的真实。虽然有诸多的历史细节甚至是重大事件，已永远地沉寂在时间长河中，但历史研究本身首先追求的应为真实性。否则，历史学家便无法安身立命，历史学也无法称之为历史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如其他学科一样，也须讲究创新。这里的“创新”一般包括几层含义：研究过去极少受到关注的问题，或从同行们已“烂熟于心”的历史事件中发现新问题，做出新解释；运用新研究方法和新材料，揭示某一历史事件内部诸因素以及“大历史”中各事件彼此间的关联；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选择系列个案，探讨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某种规律性。
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必然性出发解释历史发展进程。诚然，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中都包含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偶然性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例如，盟军之所以能够在中途岛海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阿拉曼战役中取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情报战中占了上风，而这种优势一定意义上源自于偶发因素。同样，美苏之所以能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避免核战争，也绝非完全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英明决策的结果，同样还因为阴差阳错地避免了“擦枪走火”局面的发生。从这个角度考量，历史研究如欲进一步接近真实，则务必在关注必然性的同时重视偶然性。
历史学作品首先散发出来的应该是学术气息。也就是说，必须是严肃的。这里所说的学术性不仅仅指史实描述的清晰准确，还要求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评价。与此同时，历史学作品还应尽量做到“平易近人”。换言之，最好是活泼的。历史学或历史学家从书斋走向社会的途径除了口口相传之外，就是留下传世的作品。“传世”绝不完全指同行，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走到普通大众的案前。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之一必然是历史学作品在语言、叙事、解读方面能够贴近大众。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理想”，将其中之一变为现实已属不易，三者兼顾则更是难上加难。
东：你是否赞同有必要尝试以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述历史？
梁：赞同。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上层决策，还是下层生活，很多情况下女性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无论过去历史学家做了多少努力，今天的历史学研究中，仍旧很少看到她们的影子。只有给予女性合理的篇幅和地位，历史学家才有可能真正地描绘出一幅贴近真实的宏大的历史图景。
东：请引用典籍描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梁：“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 （编者按：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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