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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知识界近来不断有人呼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有关开启政治改革，实行宪政和法制的辩论也频频见诸报端媒体，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学者也呼吁中国实施宪政和法制。
中国大陆知识界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中国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未见启动。如今，中国知识界的“左右” 之争愈演愈烈，体制内的许多知识界人士也开始呼吁中国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开启政治改革。
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网日前报道，中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提出，支持将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并主张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应该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他认为，中共最迫切的任务是由推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现代执政党，需要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来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在美国的中文政论网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指出，在目前的中国，当局似乎持反对宪政的立场，而广大民众以及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支持中国实行宪政。
“基本上，中国当局目前表现出持反宪政的立场，而在民间，包括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支持在中国施行宪政和法制。但官方有时在谈到反宪政时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似乎也很矛盾和含糊。”
海外多维网的有关报道说，在中国，“思想解放“是带有特殊时代背景与政治含义的概念。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指1978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此后，中国是否在酝酿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是否已经展开，中国学界则有不同看法。
学者周瑞金认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反思改革的大争论，可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也有学者认为，近两年舆论界针对中共领导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开始。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提出，30年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人治的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公安机关来决定。至于国情特殊论，则过多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批评当前的改革已经走形，变成既得利益者维护利益的手段、方式，最终是降低了制度的权威，矮化了改革。
旅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先生表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提倡和呼吁宪政和法制，是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因为老百姓都认为，中国官员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中国需要宪政和法制。
“有知识分子出来大胆讨论这个问题，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无疑是正面的。实际上，中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的看法。而有宪政、依法做事，这是大陆多数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和富人，都盼望实现的。如今大陆知识分子讨论宪政和法制，正是代表了社会的心声。”
刘青先生还指出，习李政府搞一些反腐，只是为了消除江泽民时代的一些做法而已，而并不是为了真正实施体制改革。
“我想习李想要走的路就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维护中共的证券。他们与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的不同，只是在于江泽民他们是以贪腐和黑社会治国，而习李只是想纠正一下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想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和人权。”
中国1982年通过了新的宪法，但这部宪法几乎名存实亡。近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敦促共产党落实自己制定的宪法原则。中共中央党校旗下的《学习时报》，今年1月21日刊登评论员文章说，应该在国家立法机构下设立（宪法）委员会，以确保立法机构不会通过任何违宪的法律。
2012年年底，中国72名知识分子连署一份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起草的倡议书提出，过去中国的改革专注于经济议题，但经济改革如果不与政治改革或宪政改革配合，就会出问题。
有国外媒体报道也说，中共党内对近来呼吁宪政改革的举动采取警惕和敌视态度。有时，人们在微博上无法搜索到“宪政”一词。很多网站也都删除了与张千帆发起的联署呼吁宪政改革请愿活动的相关内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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