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一个汉字代表2013年的香港，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正面的字。“怨”、“怒”、“闷”，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字。
而“裂”可能是更准确──不论是大陆香港矛盾、贫富差距、官方与民间的巨大分裂，甚至民间内部日益严重的分歧与撕裂，都让香港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强烈的敌我意识，与公共领域的碎片化。
首先，梁振英先生自去年7月担任香港特首以来，开始爆发一连串的政治危机：先是他个人住宅的房屋僭建问题；然后是发展局长麦齐光上任十二天，就爆出二十多年前涉嫌骗取公务员租金津贴，黯然离职；随后上任的新局长陈茂波又被举报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中有利益冲突。2013年5月，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时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市区重建局董事会主席、也是香港商品交易所大股东的张震远承认于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会议员詹培忠借贷800万元，辞去所有公职。
这些政治危机与丑闻已经让港人对政治严重不信任。2013年4月，香港审计署揭发前任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期内以绕过申领酬酢开支规管指引，宴请内地检察机关官员代表，震撼香港社会。原本港人自豪于香港的法治，尤其是廉政公署的廉洁与反贪，但当廉政公署都在法治与廉洁问题上有了污点，可以说严重打击港人对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
10月，香港政府公布免费电视发牌，筹备最积极的香港电视落选，政府只说“一篮子原因”，到此时，民间对政府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不信任。依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1月所做的调查，特首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是40.6% ，是其上任以来最低。 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整体满意程度方面为21%满意，52%不满 。 港人对香港前途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即信任率减不信任率）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2月公布的数字是两找均同步下跌至正7点水平，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净值更是2003年6月SARS后新低。
其次，所谓的“大陆香港矛盾”也愈演愈烈。这一年，香港人普遍感受到在生活上与资源上，受到大陆的影响：从年初的抢购奶粉，到下半年的跨境学童问题让香港父母担心小孩无法进入幼稚园；从对自由行大陆客的负面感受到对大陆来的新移民的负面印象。12月初，最高法院判决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需居港七年的规定系违反《基本法》，更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再次燃起谁是香港人的辩论。
矛盾不只导致港人与大陆人间的对立，也导致香港的“本土”或者泛民阵营之间出现分裂：亦即“激进”本土派崛起，不但严厉批评来港大陆人，也激烈攻击相对温和的本土派或民主派，网络上不乏各种人身攻击与粗俗语言。
第三，今年4月国际货运码头工人罢工，占领中环长江中心，是香港近年少见的阶级抗争行动。9月底，香港政府公布官方贫穷线，以住户平均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划线，一人户以月入3600元为贫穷界线。在政府政策介入前，2012年香港的贫穷住户为54.1万户，涉及131.2万人，贫穷率19.6%。
（资料图：2013年4月，香港葵涌货柜码头工人连日罢工。图为数百名工人在罢工地点搭建的帐篷里休息。Kin Cheung / 东方IC供图）
香港一直是已开发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区，而近年楼价飙涨，地产霸权成为人人上口的修辞，有钱没钱，有房没房，山上山下成为香港深深的分裂线。
总的来说，这诸种分裂让香港的社会信任度低落，民间对政府信任度低落，而不同力场者之前的敌我意识越来越浓厚，不论是香港人看大陆人，民间与政府，乃至民间内部，甚至暴力相向──例如所谓“爱港力量”等支持政府团体经常以肢体冲撞或激烈语言在民主派举办的论坛或活动制造冲突。
2003年以来，香港正逐渐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一个试图决定自我命运的政治主体，而这个建构过程无可避免涉及到，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规范准则为何？这个共同体和他者──在现实脉络下，这个他者即北京决策者，也是中国大陆那个政治社群──的关系为何？共同体成员享有的权利为何？
这个建构过程需要的是公共理性的对话以及细腻的讨论，但在香港这个建构过程，却是日益激烈的分裂。担忧分裂，并不代表要寻求盲目的“和谐”。因为民主，或者作为民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成员之间的“一致”，但却需要成员享有基本与共识，需要成员对彼此的基本信任，但这些在香港却逐渐瓦解中。
要减低这些分裂不是伪装这些歧异不存在，而是掌握权力和资源者──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不能是垄断者，而必须在制度上让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有被分享的机会和可能。尤其对政治掌权者，因为掌握的是公共资源且必须对民众负责，更应该让决策更透明、更负责，更让民众可以参与，如此才能维持体制的正当性，建立民众对体制的信任。
说的更明白点，这不只是指特区政府对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央政府之于香港社会。如今的大陆香港矛盾表现在香港人对某些内地民众的不满，但背后更深层的因素其实是对香港前景、对于香港认同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当北京对香港的决策影响力日深，但是缺乏透明性、问责性和公民参与，那么这些决策必然很难享有正当性，只是更强化香港社会对于内地，对基本制度的不信任，认为决策者和他们所追求的“香港梦”是断裂的。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当然就是未来决定香港这个政治共同体命运的政改或普选规则。
当香港民众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要求政府更负责，当企业界相信政治经济的制定规则更透明、更具有可预测性，当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相信他们有机会透过制度改变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规则，当香港人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决定他们的集体公共事务，选择他们认为可以好好治理香港的领导人，那么，这些“裂”就可以被更好放在公共领域中被面对、讨论，并且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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