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中原则到一中框架的变迁

   1、一中原则的由来及其内涵表述的变化

   从两岸关系60余年来的发展历史看,前30余年两岸虽然政治上强烈对立,但不存在“一个中国”的认知问题,两岸都主张一个中国。但八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台湾岛内民主化进程的演化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在国际上争夺一个中国话语权的斗争逐渐突出。岛内对于是否在国际上坚持一个中国的提法,也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论调开始频繁地出现,岛内的反对党也公开提出“台独党纲”(1991)。与此同时,台湾执政当局为因应大陆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主张,在1992年提出《国家统一纲领》,表明当时台湾当局对于国家统一的态度和立场。

   为了向国际社会及台湾民众阐明大陆对于台湾问题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大陆政府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1993),明确了大陆主张的“一中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由于两岸关系理论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任何论述能否成立,均要看她在实践中的效用与反馈,“一中原则”也是如此。实践表明,“一中原则”从总体上是需要坚持的,但是其内涵和表述,需要进一步思考、发展和深化,以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了使“一中原则”更加贴近实际,并解决其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表述,使之更富于包容性,更能体现祖国大陆的善意和诚意,为两岸关系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大陆的有关领导及各有关方面都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与思考。1998年10月14日,汪老与辜老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第二次汪辜会晤时,提出八十六字的“一中新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首次提出:“就两岸关系而言,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钱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得到确认,成为延续至今、写入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一中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中原则”的最大特点是与台湾“国统纲领”的原则相契合,吸收了“国统纲领”中的理性主张。“国统纲领”在其“原则”的第一条明确指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即“两岸一中”。这就使“新一中原则”极大地贴近了两岸关系的现实,也给了两岸关系更大的发展空间,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2、从一中原则到一中框架

   实践无终止,两岸关系的发展无终止,理论创新也无终止。2008年12月,“胡六点”提出“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

   2012年2月底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对台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巩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框架,努力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继续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使台湾民众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和大陆不能对立和分割,维护两岸关系继续稳定发展的宏观环境”,再度提及“一中框架”概念。当年7月,贾庆林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对一个中国框架作出具体阐释,指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共同认知,就确立、维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一中框架”的政治话语地位,以列入党的政治报告的方式,得到权威确认。其后,中共领导人在正式会见台湾高层人士和授权代表时,多次提及要巩固和维护“一中框架”。

   3、“一中框架”得到台湾执政当局正面回应,形成两岸新共识。

   2013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习吴会”上,获得马英九授权的吴伯雄表示,“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他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是国民党首次在“一中框架”议题上做出明确的积极回应,堪称是近年来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重大进步。

   吴伯雄的表态,正面呼应了习近平在会见中重申的国共两党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两岸执政党在两岸关系最核心的问题上达成了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增进了两岸政治互信,意义十分重大。

   7月24日在两岸“中山论坛”会议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我们积极评价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两岸各自法律和体制均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以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关系”,正面回应和积极评价了吴伯雄的讲话。

   吴伯雄讲话在岛内也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苏贞昌等民进党人士一如既往地提出抗议,但党内重要人士谢长廷直言吴讲话并未“违宪”;许信良更表示正视“一中框架”已不可避免,应当“大胆一中”,提出两岸比照欧盟模式共组“中国议会”的构想,相关两岸的任何议题,未来都可以这个架构下讨论,也确保台湾在“一中框架”下的空间。

   从“新一中原则”到“一中框架”,我们看到,这是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至此,大陆的“一中论述”已经基本定型。理论创新,正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着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一中框架的核心内涵与其体现的特殊意义

   1、一中框架的核心内涵

   “一中框架”,是大陆方面新提出的关于“一中”的重要概念。如何看待和分析“一中框架”,以及在一个中国架构下巩固两岸政治互信,为开启两岸政治谈判铺平道路,是两岸学界的重要课题。为此,首先要分析“一中框架”的核心内涵和其所蕴涵的特殊意义。

   原国台办主任王毅曾对岛内媒体就“一中框架”问题的疑问,表示“两岸一中与两岸一国,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区别。贾庆林谈话最重要的部分是,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确立一中的框架。此外,两岸在此基础上能求同存异,增加彼此的包容性,贾庆林谈话的本意是希望在两岸互动上释出更多善意,尽可能在坚持原则前提下,增加彼此的包容性。”①

   综合贾庆林主席和王毅的讲话以及学界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一中框架”具有如下重要内涵:

   第一,明确了两岸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权争议”,两岸同属一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也是岛内蓝绿“统独”之争的核心内容。因而,明确两岸之间并不存在“主权争议”,一方面封堵了台独主张;另一方面,构筑了两岸一中的政治共识,扩展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一中框架”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具有现实法理内涵。无论是大陆的宪法还是台湾的法律,都确认两岸领土、主权的一致性,不可分割。“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共同认知,就确立、维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这里首先体现了务实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两岸的客观现实出发;其次,得到两岸现行宪政体制的支撑;第三,包涵了对对方法理系统和行政体系的默认和尊重。

   第三,“一中框架”是一个平等的包容性框架。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既有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法律体系,也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治法律体系,包容并存,求取最大的政治公约数。同时,双方都有责任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一中框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开放性架构。构筑了政治互信的基石后,即可开始就“两岸未统一前的特殊关系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从双方的政治定位到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可以肯定地说,“一中框架”确实是一把开解两岸政治难题之钥。

   2、一中框架体现的包容性及其特殊意义

   大陆学者李义虎提出,“一中框架”是一个中国原则在和平发展阶段的增量型概念,很好地处理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它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保有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最大的存量,又在此基础上使容纳和平发展内容的增量有所扩张,包容了对方的一些思考、方案中的有益成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②。笔者深以为然。

   对于“一中框架”,台湾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甚至是误解。如民进党提出的是“要把台湾锁进一中架构内,剥夺台湾人民的选择权”等等。其实,“一中框架”并没有改变两岸现状和“两岸一中”的原则立场,但它对“一中原则”进行了软性处理,使之包容量更大,其概念更富弹性。大陆学者黄嘉树指出,“一中框架”是大陆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带有创造性的新概念,它的核心是坚持一中原则,但它又不同于原来双方各自坚持和“各自表述”的一中原则,而是把双方表述中能共同接受的部分连起来,搭起来,就形成“一中框架”。因此“一中框架”比一中原则更有包容性,它不仅要能包容本方对一中的见解,也要能包容对方的。同时,“一中框架”还包括它将设置一个架子或箱子,把那些暂时解决不了的争端(如“谁代表一中”?谁是中央?)搁置或封存,尽量减少由这些争端导致的冲击波伤害两岸关系。③

   由此观之,“一中框架”体现了两岸最大的“政治公约数”,它不仅包涵一个中国的主权概念,更包含一个中国之下的两岸政治体系概念,同时,它又提供了一个搁置争议的空间,为两岸未来开展的政治谈判扫除了障碍。因此,“一中框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多内涵、更富弹性的框架,它体现了大陆在两岸关系发展上的创造性思维。未来两岸的政治对话、政治谈判也必定会在一中框架的范畴内开展。这就是“一中框架”的特殊意义所在。

   “一中框架”的现实效用

   任何一种理论或论述,都需经由实践检验,特别是两岸关系这样实践性极强的领域,理论的指引和实践验证几乎在同时进行。“一中框架”这个概念在实践中究竟有何现实效用?笔者思考应有如下几端:

   首先,“一中框架”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包容了两岸对于“九二共识”的各自表述,易为台湾社会所理解,可以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构成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动力。

   “九二共识”的达成迄今已逾20年,大陆方面认为,其核心精神是“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而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岛内目前对“九二共识”的主要的论述是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归纳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的表述与苏起的表述存在一定的落差,虽然都是对于事实的总结与归纳,两岸双方也都达成默契与接受,但由于这种差异,给反对势力以藉口,成为他们否认和反对“九二共识”的理由。

而如前所叙,“一中框架”中既然包容了两岸现行的政治法律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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