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农耕逻辑和商业逻辑

作者：信力建 

对人类历史的划分，可以有种种方式。譬如，我们熟悉的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经济基础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涂尔干关于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的划分，斯宾塞的由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到双倍复杂社会、三倍复杂社会等发展进程的划分；还有有康有为按公羊三世说，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社会）、太平世（大同世界）。帕累托关于人类历史是一个波浪式的或循环的过程、并无所谓的进步等等。我倒觉得我们可以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获得财富的途径将人类划为“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前者增加财富的方式是战争掠夺，属于“你死我活”的方式；而后者增加财富的方式则是贸易与消费，属于“你活我也活”的方式。

大致说来，传统的农耕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产方式的落后，要想获得富裕的生活，其方式对外只能通过战争，通过掠夺其它民族的财富来实现。“秦失鹿，天下共逐之”。这“鹿”就是权力、地盘与财富。逐的方式当然就是战争，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所以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地盘只有那么多地盘，财富只有那么多财富：你要活，而且要活得好，就只能是对方死，或者对方成为你获得财富的工具——奴隶！比如，中国西汉时期，中央政府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便经常发生战争，原因是入侵西汉也无关乎人性恶与不恶的问题，而是一种生存的必须——匈奴是游牧民族，生活在气候严寒，辽阔无边的亚洲北部草原，物质生活极其贫困，时常面临饥饿和死亡。当他们看到富裕的南方定居民拥有大量财产、吃不完的粮食、华美的衣服，他们自己却没有，他们有的只是骑马和射箭技能，这决定了游牧民和定居民的战争无法避免。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零和游戏。

这种零和游戏更体现在对内则是奴隶主或地主对奴隶与农民的残酷压榨上。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证自己的富足生活，不仅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奴隶本身，他们拥有奴隶数目的多少，成为奴隶主财富多寡的标志。他们强制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无偿占有奴隶的全部剩余劳动，甚至侵占一部分必要劳动。奴隶主不仅残酷地剥削奴隶，同时还无情地盘剥和压迫自由农民和小生产者，征收苛捐杂税，放高利贷，使他们贫困破产沦为奴隶。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奴隶主心肠特别黑，而仅仅是因为在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其产品有限，东西有限，在分配上当然就只能这样你死我活，让农奴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上——也就是过去爱说的“挣扎在生死线上”。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过去，很多地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花天酒地，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勤劳俭省的富裕农民。譬如，我们熟悉的“周扒皮”原型周春富，就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这种情形随着在工业革命的到而终结，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水平，从而使得人类供给再不象那个时代那样紧缺，那样你死我活。同时，此外，商品的自由贸易，也使得“你死我活”的方式变为“你活我也活”的方式。因为通过贸易方式，不仅卖出方能获得利益财富，购买方也一样地能增加财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商品贸易所以能实现这种双赢，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有这样的说明：“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他进而认为：英国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其他领地）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更为奇特的是，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能卖出去，参加贸易的国家还都希望对方国家繁荣国民有钱，因为只有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自己购买更多的产品。换言之，过去农耕时代那种你死我活的分配形势，到商品自由贸易时代，便转化为了“你活我也活”甚至“你活得好，我才活得好”。

因此，商品社会跟农耕时代限制别人财富掠夺人财富不一样，它是鼓励别人发财，希望别人拥有财富。因为人们只有拥有了财富，才能进行消费，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因为在商品社会是相对过剩经济时期．消费的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大幅度增加投资额并不能简单带动消费需求的相应增加，消费需求的增加与投资需求的增长有所偏离。消费需求开始围绕市场供求关系和收入水平的起伏而涨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更多地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更多地依赖消费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可见，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需求长期不足、消费率长期低迷会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总需求不足，使经谛增长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状态。经济学家郎咸平就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不是希望人穷，而是希望其富：说有个富豪，他有个价值100块钱，可以挖1年的金矿，有10个工人，一年要给他们一个人1块钱。但是1块钱他们只能吃饱肚子。于是，1年之后他金矿挖完了，他得到了90块。后来，有人给他提了个建议，叫他给10个工人每个人5块钱。这5块钱，工人拿一块吃饭。还有4块。4块可以干嘛呢？拿一块买房子。拿一块买汽车。拿一块娱乐。拿一块投资。这样，又可以赚钱了。富豪5毛建房子，卖给他们。5毛做汽车。5毛提供娱乐服务。5毛提供金融服务。这样当等金矿挖完了，这里还有其它产业，其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这样，工人富裕了，享受更多样化了，而富豪也扩大了生产，增加了财富，实现了真正的双赢。

更直观的例子是，我花十万买了汽车一辆，首先促使汽车生产厂家增加产量，从而汽车厂的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奖金。造汽车需要钢铁，炼钢厂增加产量，钢铁工人有工资奖金发，汽车需要轮胎，橡胶工厂又能多生产，工人有工资奖金发，汽车的电子仪表需要相关电子厂仪表厂提高产量，那里的工人有工资奖金发。汽车的座位椅子等需要橡胶塑料行业产品，他们的工人有工资奖金发。所有企业都向国家交税，国家财政丰收了，有钱可以造铁路造高速公路，造机场，造飞机导弹。还有零售汽车的，维修汽车的，保养汽车的，都增加了收入渠道。而汽车一多，公路需要发展，从而带动水泥，钢材，沙石，石化（铺路要沥青）行业，他们的工人有工资奖金发，还向国家交税收。所以我买一辆汽车给拉动的行业有许多个，给众多企业带来效益。所以，国家非常希望我富裕，能拿出这十万块钱来买汽车。

因此，在目前我国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政府支出中，刺激消费才是最稳定最靠谱的政策。那么，消费如何才能增长呢？研究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密切相关。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时会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即消费）增加，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对社会消费的推动力更大，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长1元，将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103840亿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长1元，将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87754亿元。所以，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重点放在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上来。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个人收入增加还没着落，可个人缴纳的税费却迫在眉睫。首先是所谓“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是从1981年正式开征的，当时的起征额是月收入800元。这个额度在当年不算低，达到这一薪水阶层的人也不多，所以，当时个税收入只有500万元。然而，这一标准一执行就执行了尽三十年，直到2008年3月份，个税才调节到按2000元/月的起征标准算。 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想想，在今天，每月收入3500元，也就生存线上，可税收就盯上你了。其次，工薪阶层还有其它支出——比如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有人算过，即使月入一万的白领，在缴纳所得税加上三险一金后，最后拿到手的只有6000多块。如此这般，老百姓怎么可能有足够的钱进行消费？又如何体现我们国家“你活我也活”的现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