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1947年的十世班禅喇嘛。下图为最近新披露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于1995年被失踪之前的照片。

阿嘉仁波切自传中有关十世班禅喇嘛突然圆寂的记载
——摘自《逆风顺水》第十一章《政治与秘密》（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13年，第380页–第391页）

扎西南捷大殿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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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寺寺主、第九世阿嘉仁波切中文自传
《逆风顺水》中记录了十世班禅喇嘛
的很多往事。
扎西南捷，是供奉从五世到九世班禅喇嘛残存灵骨的殿堂。为什么说残存呢？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和红卫兵冲进了扎什伦布寺的所有佛殿，佛经和佛像、壁画和唐卡都惨遭破坏。当然，那些金瓦红墙、装有历代班禅喇嘛法体的殿堂，也没有躲过这一劫，法体被扔出灵塔，而灵塔被砸。当时，民管会的普布主任打开第九世班禅喇嘛的灵塔时，发现法体的手上还带有一块金表，便趁乱占为已有，后来被人揭发，受到了批判。
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朋友顿珠班典回到塔尔寺时告诉我的。自从我们离开扎什伦布寺，他一直给工作组做饭。有一次，他在寺内一面墙壁的拐角发现了一个红陶罐。出于好奇，他打开了盖子，发现里面竟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干枯的僧人遗体，一股清香从坛内缭绕升起，他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神清气爽。他赶紧将这个红瓷坛子背到工作组，悄悄告诉了还算通情达理的干部“黑鼻子”老许。老许说，刚接到“上面”的通知：“从现在起，寺内的文物珠宝等，哪怕是残存零碎的，也不能破坏。”后来，有人确认那是第五世班禅喇嘛曲杰坚参的法体。
现在，十世班禅大师把浩劫之后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放入专门定做的五个保险柜中，形成一个半圆，钥匙他自己拿着，万一再有政治运动，这样结实的保险柜，想破坏也破坏不了。
扎西南捷的开光日定于1989年1月22日。班禅大师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全藏每座寺院的高僧大德都邀请到了。我的邀请函是寄到塔尔寺的，那是一个很精制的红色请柬，有佛塔图案，有烫金的藏蒙汉三种文字，四周由吉祥结环绕。
……
扎什伦布寺留下了我少年时代朗朗的诵经声，也留下了我的眼泪和恐惧。但不管怎么说，扎什伦布寺在我的梦中，都是清晰的，连堪布达瓦啦那小小的经堂，我都记忆犹新。然而，这次回来，我已经不认识了，以前的房屋都被拆了，连我住过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尤其瞩目的就是班禅大师新建的扎西南捷。光芒四射的金瓦，崭新、绛红的边玛墙比过去所有的建筑都更加辉煌。这是扎什伦布寺新的象征，也是班禅大师对藏传佛教的信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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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这是1月22日，举行扎西南捷大殿开光典礼时，十世班禅喇嘛发表重要讲话，直言“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
1989年1月22日，开光典礼如期举行。在扎西南捷前面的朵加（藏语，指僧人辩经或举行法会的场地，因多为石块铺就，形成石块院子）正中搭起了台子，摆着一个很大的措（藏语，用糌粑、酥油、奶酪、红糖等作成的施食供品），以及其它供品。佛教的吉祥气氛感染着每个人。
官员们也都来了。我被邀请坐在了台上，中间是班禅大师的法座。而我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过，这会是大师生前最后一次对公众讲话！虽然他没少感谢党中央，但是，也坦率地指出了西藏自从“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比它所宣传的保护还要严重。班禅大师是这么说的：
“……我们西藏和全藏区所面临的现实是什么?第一个现实是：从解放到现在，是否有了发展？发展的究竟有多大？答案是：发展了，发展程度也相当不错，这是现实。但是与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所以说，今后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左’的错误了，同样也不能犯‘右’的错误。但是就整个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来说，‘左’的错误的危险比‘右’的错误的危害大……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嘛。那么西藏在想什么？我举个例子，佛教对西藏人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比生命还可贵，我们全都毁掉了，这怎么能叫西藏人民高兴呢？这又怎么能叫为西藏人民服务呢？有些同志把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强加给西藏这块土地上，硬将自己的标准衡量西藏，这是行不通的……
“……这次参加典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大多数是来自全藏各地的藏族。所以，藏族人民是怎样想的，可能有所了解。有些汉族同志不太了解，应去看一看，西藏人民到底想些什么？西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仅仅是‘海拔高、气喘’就这么简单吗？这不是西藏主要的特点。西藏的主要特点是，西藏人民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想法。因此要有适合他们的‘对象’(相应的政策)。因此遗留下来的宗教、民族和统战、解决有关农牧民等的一系列问题，真正落实政策……”（这是1989年1月23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的东陵扎西南捷开光大典上用中文发布的演讲，依据录音整理）
后来，班禅大师又在德钦颇章召开了高僧大德的座谈会，明确说出了他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证的看法。
扎西南捷的开光典礼圆满结束。而我们也在第二天离开了扎什伦布寺。
……

班禅大师突然圆寂


回塔尔寺的路上，我一直想着班禅大师的讲话，应该说，近十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让他屈服，后来的高官厚禄也没有收买他。大师的民族之心，可能会让中央那些对他抱有希望的人失望吧？
一只狐狸从车前跑过，是从左向右跑过去的。我们蒙藏人都相信，如果狐狸从右向左跑过，那是吉利的兆头。“今天运气很顺啊，”猎人们就会这样说，而且会放过这只狐狸的。反之，就不是好兆头了。
“不吉利不吉利，开车要注意啊。”阿妈说着，念起了金刚亥母咒。
我摇了摇头，希望换一换思绪，便转向窗外。正是冬天，白雪覆盖着群山，苍茫茫地连接着远天，几只意想不到的野马在雪原上撒着欢儿地奔跑着。前方，一望无际的黑色柏油路上，除了会碰见五、六十辆军车迎面而来，几乎看不到人烟，藏北草原越发显得空旷了。
两天后，我们到达了戈壁上的新城——格尔木，却令人震惊地听见，街上的喇叭里清晰地传出了哀乐：
“当代杰出的宗教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昨天在他的行宫德庆颇章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我们充满疑惑地相互对视着，直到确认没有听错，立刻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前，冲进大厅。恰好这里的人们，也都在收看这个电视新闻。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甚至至今想起此事，仍然觉得蹊跷。我立即给嘉雅仁波切打电话，想问个水落石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究竟发生了什么？几天前的晚上，班禅大师把双唇特别噘成喇叭状，像诵经一样，向我阿妈发出“三拜诺”的问候时，他还是那么健康、风趣，精力充沛，怎么就突然圆寂了呢？可是，电话的那一端总是占线，无论如何也打不通。
这时，却西仁波切的车也赶了上来。见了面，大家都抱头痛哭。
“我想返回扎什伦布寺。”我对却西仁波切说。
“只会添麻烦。我们在车上也讨论了，还是先回塔尔寺，准备上师圆寂祈愿法会，然后再组织人去扎什伦布寺吧。”却西仁波切想得比较周到。
之后的一路上，从格尔木到塔尔寺，沿途八百多公里，都有男女老少在煨桑点灯，桑烟铺天盖地，像雾霭一样，缭绕着我的车前车后。有时候，还会传来隐隐的哭声。
塔尔寺更是一片寂静，僧人们个个神情黯然，见面后也不知从何谈起，都含着泪水，面面相觑。我们举行了庄严的上师圆寂祈愿法会，全寺的僧人和仁波切们，都默默祈求三宝加持，祈请班禅大师的法意早日圆满，祈求上师的转世乘愿再来。
我还被通知参加了青海省官方组织的班禅大师圆寂纪念会。这里的人们也议论纷纷，不论藏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悄悄地问我：“你参加了开光法会，应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吧？”可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
大约十天后，我又回到了扎什伦布寺，以特殊客人的身份，来到班禅大师的卧室，敬拜大师的法体。这时的大师，头戴五冠佛帽，面罩赤红锦缎，手持金刚铃杵，端坐于法座之上……这简直像梦一样，如此不真实。
却西仁波切和赛朵仁波切也都流下了眼泪。大师的突然离去，实在让我们想不通！我本想慰问大师的父母，可他们都已病倒在床，被直升飞机送到了拉萨。
嘉雅仁波切也病倒了，在发高烧。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的头上放着一块湿毛巾，在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班禅大师从前的侍者图登啦正在嘉雅仁波切旁边附耳静听，并作着笔记。到了近处，我才听见，嘉雅仁波切正在口述班禅大师的祈愿转世文。
等到屋里没人时，我走到嘉雅仁波切床边，俯下身子轻声地问：“阿襄（藏语，舅舅，指嘉雅仁波切），您的身体好一点了吧？”
“老是……糊涂呀……”嘉雅仁波断断续续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离开时大师还好好的呀！”我急切地说。
“就是啊，谁都没有想到。”嘉雅仁波切的随员小扎西走到我身边，“那天早晨，差不多六点多吧，阿襄还没有起床，班禅大师的随员就跑了下来，说有急事要见嘉雅仁波切，我说，嘉雅仁波切正在休息。他不听，直接进去了。
“‘雍增仁波切，赶紧，衮顿圆寂了。’他说。
“‘什么？’我和阿襄都惊呆了。
“‘已经圆寂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和阿襄立刻穿上衣服，手忙脚乱地跑到楼上衮顿的卧房。衮顿就躺在他的床上，神情非常安祥，无法形容的安祥。
“往常，衮顿一般五点钟左右就起来了，一听到动静，随员会立刻进去。可是，那天早晨，都等到六点钟左右了，没有一个随员听到动静，就不得不进去了，结果见到了这种情景，就返身跑到了楼下我们的房间。
“我们立刻通知了北京跟来的那些人，也通知了自治区。一个小时左右吧，都来了。他们看到上师的脸上还很亮，说要抢救。阿襄就阻止，说：‘人都圆寂了，还抢救什么呀’。可是，他们不听，就拉开大师的被子，解开了睡衣纽扣，先是轻轻地按压，越压越重，越来越快，就这样，大师的脸慢慢地变了，先是发青，然后就变黑了，越来越黑。大约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吧，一直等到温家宝他们来了。大师夫人李洁也在那个飞机上，一起来了，这才算停止了抢救。这时，阿襄也不行了，又开始抢救阿襄，阿爸和阿妈自然没能承受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就用直升飞机把两位老人送到了拉萨。可是，阿襄坚决要守在这里。
“我们给大师戴上五佛冠时，看到大师的脸又黑又紫，就用红布盖上了……”小扎西说着流下了眼泪。
“晚上还好好的，早晨就圆寂了……不不……不要抢救，大师的法体是不能动的……大夫们不听我的劝阻……，他们不听，一直在抢救……”嘉雅仁波切虚弱地喘着气，也断断续续地跟我说着，“五十多年我们都没有分开，为什么现在要分开呢？没想到，他留下我们就走了……”
我拿过毛巾，为嘉雅仁波切擦了擦脸。嘉雅仁波切的汗和泪，都混在了一起。
几天以后，嘉雅仁波切还是被送进了西藏军区总医院。赛朵仁波切和我就留在了嘉雅仁波切身边。西藏自治区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们也常来探望。
一天晚上，来了一辆黄色的尼桑越野车，而后进来了一位官员，穿着蓝色羽绒服。他是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这时，医生正为嘉雅仁波切插针输液，他不便到近处探望，便转向我们这些亲属。当他得知，我担任全国佛协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等职务时，立刻说：“我也在全国青联工作过呀！”那以后，每次我到北京开会，他只要看到我，都会过来打个招呼。那天临走时，他还特别到嘉雅仁波切床前，握着嘉雅仁波切的手，安慰了几句。
紧接着，嘉雅仁波切和我都接到了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追悼会的通知。嘉雅仁波切仍不能起床，更不可能出远门，我便独自启程了。
1990年2月5日，我冒雨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班禅大师的追悼会。很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我知道这是政治形式，但仍然有很多人手捧哈达，到大师遗像前鞠躬或双手合十，表达他们个人对班禅大师的敬重和怀念。追悼会后，我在宾馆遇见很多熟人，也有些人偷偷地问我：“班禅大师到底是怎么圆寂的？”
而我只能是无语。
附：几张历史照片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在西安等候赴北京的十世班禅喇嘛。
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
1957年，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德钦颇章，为朝拜者摩顶祝福。
1959年4月，十世班禅喇嘛来到拉萨，向大昭寺僧众训诫。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这是1月22日，举行扎西南捷大殿开光典礼时，十世班禅喇嘛发表重要讲话，直言“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

1989年1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与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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