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央视的怪胎

胡泳

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随后，东莞管理当局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

央视与地方执法者的联手行动，被网民戏称为“东莞发生三级地震”，是“出卖灵魂的曝光了出卖肉体的震荡所致”。似乎是为了表达这次“拉网式排查打击”的决心，央视特意为此番报道配发评论，断言“在法治中国，没有扫不掉的‘黄流’，没有容纳色情业的法律特区”。然而，面对央视的义正辞严，社交媒体上，却是满屏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今晚，我们都是嫖客”、“中国春梦一定要实现”……

网民们狂风暴雨般的吐槽并没有如同主流议程设置者所预想的那样，指向东莞色情服务业本身，而是直指议程设置者——央视的新闻操作。其实，央视关注腰部以下的社会新闻，并不是第一次：前有北京市女学生“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后有“通过谷歌中国能搜索出来的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非常的丰富……不信我们输入一个‘儿子’”，再有《新闻联播》破天荒地三分钟聚焦嫖娼和聚众淫乱，五次三番，以至于民间对CCTV有CCAV之称。此次，对“东莞地震”，微博虽然众议汹汹，央视仍然安之若素，《焦点访谈》次日大谈“东莞重拳出击全面扫黄”，丝毫不管微博反应。

在一个媒体人微信群里，当有人试图用专业批评剖析央视的所谓“深度报道”，马上就另有人指出，此事背后有政治，已不简单是专业问题。央视作为媒介批评的对象，的确经常与专业伦理和专业主义无关。此次曝光究竟是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尚不清楚，但不论哪种动作，央视的所作所为都很难逃脱民间舆论的过度阐述。换言之，即使是央视“讲道德”，也一定会被认为是“讲政治”。

这种尴尬的处境，缘于央视的公共、商业、喉舌“三合一”混杂属性。虽说中国电视产业是服务于大众的产业，传媒机构实际上却受命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也就是说，在服务大众的同时，经济上要“自给自足”。以央视为例，它是国有单位，但资金却源自于市场化经营和广告收益，它们代替了政府直接拨款，这就促使电视产业不断追求收视率，节目趋向娱乐化，其服务公众的特点也在不断弱化。

尽管宣传部门对节目有着严格的审查机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外的其他一些新闻节目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鼓励电视产业走向市场。因此，在节目的日常运营和人员管理方面，栏目组被赋予了很大的责任和自主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以及近期民生新闻的发展，都是节目独立自主的证据。

但是，中央电视台本质上仍然是一家集国家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于一体的电视机构。电视机构重组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宣传系统、公共服务、市场各部门之间紧张的关系。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

另一位知名电视人夏骏则表示：“中国电视是喉舌、公益机构、官场和商家的浑然一体。”这是现行土壤所孕育的不折不扣的怪胎。只要这种怪胎一天不消失，各种幽默的活报剧在未来还会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