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雾霾不再是北京的专利，它轮番转战全国各大城市，上百城市“中招”。有人在雾霾中安慰自己：谁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喝着同样的水呢？
其实，环境也有不平等一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马春波教授在河南省取样调查便发现，相比起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是受环境污染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美国，“环境不平等”早就是一件饱受关注的事情，穷人和有色种族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这和美国国家历史和社会构成是分不开的。同样的假设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那么，在中国，谁最容易被环境污染所影响呢？
首先，在中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一定代表身边环境的改善。在美国，收入和受污染度是成反比的，穷人受环境污染影响更大，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往往都搬离了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可在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城镇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了高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污染，但许多城镇居民还是愿意住得离工作地点近些，这便导致了收入和受污染度成正比的奇怪局面。
当然，中国的高房价和亲戚邻里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国内居民搬家难的因素之一。在国内，好几代人在一个地方居住是十分常见的事，哪怕这个地区已经青山绿水不在。于是，作者的调查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从城镇工业化中收益越大，受工业化的污染影响也越深。
那么，城市居民受到的污染就一定比农村居民大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例如，从1998年开始，中型城市和城郊地区便不再允许建立大型用煤发电厂。而在城市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以牺牲农村地区的环境来满足城市需求了。在马教授的研究中，供暖是整个地区的第二大污染源。
不过，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其实是农民工这一数字可观的群体。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人数越多的城镇，受污染影响的程度也相对越高。对这种现象，马教授则提出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第一，由于手头拮据，有一部分的农民工们经常吃住在工地上，而他们的就业行业往往也是污染最重的行业；第二，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的区域也往往更为密集，因为那里可以租到更便宜的房子，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的原因，这些区域恰好是污染源最多最重的地方。这和马教授在2009年于江苏省做的类似调查结果是相似的，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河南省。
尽管马教授的调查引出了中美两国在环境不平等上的不同之处，但归根究底的原因还是类似的。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美国的有色人种往往经济社会地位偏下，这便符合了“越穷越受环境污染所害”的假设。这一劣势群体在中国则换成了农民工：同样由于历史和社会构成原因，农民工们不光在收入、社会保障等等方面处于劣势，甚至在环境方面也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
马教授认为，在中国，尽管环境保护意识已经逐渐进入主流，但环境平等和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尚属模糊。这意味着大环境可能得到改善，却不能平均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当然，关注环境不平等的问题不光要关注已有的现象，还需要仔细判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否大多数人（或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群）会相对注重抵制污染大的重工业？又或许经济条件欠佳的人群宁可承受污染，也不愿意放弃由此可能带来的工作机会？这都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挖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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