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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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该睡了吧？」他看出我的疲倦，却不想结束谈话。
我们说到哪里了？是他对香港生活的感触——「是啊，我的思想是在这里的成熟的」，还是他回马来西亚的计划——「年龄是个奇怪的东西，我觉得该回去了，也不知算不算是叶落归根」。
他站在那里，汗衫与短裤松松垮垮，脚下是一双布满网眼的大头凉鞋，圆圆的脸上带着明显的孩子气，看起来像个大号的彼得潘。
在这个年龄感慨人生未免过早。不过，陈允中有很多经历可以感慨；十八岁离家以来，他已游荡了二十五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在台湾读大学、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过去十年中，他在香港教书。不过，他一点也不像大学教授，从重建社区公园、筹组亚裔工人组织，再到重建菜园村，他卷入的事情五花八门，不是学术论文、阶梯教室、研讨会，而是街头、农田、社区，这才是他真正的课堂。
夜色已浓，他沉浸在一种淡淡的self-indulgent。这是他生命中少见的时刻。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是个不知疲倦的行动者，总是谈论现在与未来，绝少回望过去；他也是个坚定的「去个人主义者」，他能无休止地对你谈论运动与理念，但谈到自己却有一种刻意的羞怯，似乎他的感受毫不重要，而他个人也应该只是实现某种理念、造就某个组织的道具。
这里是香港新界元朗大窝村中的一幢三层楼房。两年前，他和女朋友司徒薇租下其中两层；这是为了他们投身的新事业，只要沿乡村小路步行十五分钟，他就能抵达石岗菜园村的新址。
因修建高铁而被迫拆迁的菜园村，是一场社会运动的新里程碑。它的悲剧被视为香港扭曲的发展主义与中港融合的象征——在这台巨大的发展机器面前，积累多年的社区记忆、关系网络、生活方式受到藐视。反对拆迁者保卫的不仅是一个村庄，而是一种即将消亡的生活方式，另一种社会价值观。
几个小时前，陈允中驱车带我前往菜园村的旧址，防护栏已把土地隔离起来，吊臂车在暮色中显出几分诡异，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蛮横。我们站在废弃的「石岗蔬菜产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平房建筑前，菜园村的居民曾在此出售他们种植的蔬菜。这也是他们集会商讨自己命运的「基地」。
他记得第一次来到菜园村的情景，不无惊讶地发现村民的家都很漂亮，而且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他也碰到一说起征地就落泪的高婆婆。这个原本松散的村落因为共同的挑战，迸发出团结、互助与抗争精神。
陈允中卷入了整个过程。就像所有的运动一样，在最初「不拆不迁」的抵抗失败后，参与者和关注者的激情冷却，沉淀过后，蜕变成新的阶段。村民和他们辗转地找到新址，重建这个村落。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也搬到附近，要和这个新村落共同成长。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陈允中有重建社区的经验。
重建菜园村让他重温曾在台北的体验。二十年前，他在台湾大学的城乡所读书，城乡所的领导者夏铸九致力于把都市理论引入台湾，这位魅力四射的学者所理解的台湾转型，不仅在狭隘的政治层面、四年一次的投票，更来自人们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与公共空间大有关系。
陈允中当时和同学在如今成为新北市的台北县三重的一个社区里建设公园与活动中心。他们要改造社区，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在常年的威权统治后，人们很不习惯主动作出选择。他们要去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与需求，说服社区大众参与决策过程。但时间证明这是个卓有成效的实验，三年之后，社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民众的参与度与归属感都明显增强了，还带来显着的政治成果；这个区域曾是个贿选买票区，候选人只要花钱就能得到选票，但现在大家只把票投给自己信任的候选人。
「你身边日日经过的公园都控制不了，其他政治事件你就会觉得无力……这件事做到后，信心就会增强……」，他常对他的香港朋友这么说。对许多香港社会运动者而言，陈允中的台湾经验至关重要。
台湾也是他的政治启蒙地。一九八八年，他以马来西亚侨生的身分入读台大机械系。那时台湾正处于转折时刻：民进党已经组建，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亦告终结，一代强人蒋经国病逝，立法会中拳打脚踢，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旧秩序正在衰退，新世界迅速浮现，一切喧闹、生气昂然。此时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充满困惑的一刻。
最初，他发现自己可以热烈谈论马来西亚政治了，马哈蒂尔的统治让这个国家日趋压抑，但接着，他发现台湾本地的故事可能更有趣。
「如果你对身边的事都不关心，又怎样理解遥远的马来西亚。」当时，他的女朋友这么说，她也来自马来西亚，却是个坚定的本地主义者。台湾校园的民主化显着升温，在长期高压带来的冷漠后，政治热情席卷校园。从妇女、原住民、环到国民党，所有问题都被讨论；学运、社运与政治运动全混杂在一起。他记得有个漂亮的女生曾在竞选台大学生会会长时到处拉票，在演说中痛斥国民党，很有魅力；这个女生后来成了中正纪念堂前的「野百合运动」的领袖，名叫范云。
台大城乡所让他意识到社区感会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也摧毁社区感，空间与政治紧密地联系着。除了三重的经历，他也记得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拆除一个国民党老兵聚居区，将原地改建成14、15号公园的例证。这个决定虽然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却彻底忽略这些老兵的感受。他们一旦搬迁，就会失去熟悉的生活网络，带来悲惨不堪的结局。「我们那时就知道，陈水扁是个很庸俗的政客，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回忆说。
也是在城乡所，他读到了拉克劳。在一个全球共产主义衰落的时刻，这位来自阿根廷的左派学者试图创造一种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斗争不仅存在于生产关系中，而是一种跨阶级的新联盟。
八年的台湾生活让他变成一个混合体——他是个国际主义者，相信所有人群都分享着类似的渴望，他也是本土主义者，认为唯有扎根于当地，才可能实现理念。
一九九七年，他前往洛杉矶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目的明确，最终要回马来西亚搞政治与社会运动，推进民主改革，因为「如果我有博士学位，将来回到马来西亚搞运动，起码不会死在牢里没人知道」。
他正好赶上时势，美国的工运中心从纽约迁到洛杉矶。而当地聚居的多种族群，则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新的挑战。他延续了台湾的本土化经验，先后加入泰国、菲律宾、韩国这些移民工人的族群，不断说服他们，必须要是跨族群、跨阶层的工人运动才可能成功。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了工运，还差点没毕业……
二
「我简直想冲到台上去打人」，他讲起第一次参加香港游行的印象。「在维多利亚公园，一切都太整洁与温和了，没人卖吃的，也没有卖T恤、书、政治宣传品的小贩，大家起身时，地上甚至没有半点垃圾。」
那是二○○四年一月一日，他刚成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他仍被半年前的七一大游行激励，相信这个城市正处于一场新戏剧中，正像一九八○年代末的台湾。但事实却大不相同，整个城市根本没被调动起来，「你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极权，却表现得这么温顺，一群顺民怎么去反抗？」
我们坐在浸会大学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里，彼此该有十年未见了。该是在二○○二年的一个冬日夜晚，我认识了陈允中。在北京东三环的一间公寓里，我们进行了一场没头没脑的谈话。我知道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来北京进行有关跨国公司的田野调查。
他是一个热情、乐观的青年人，让我牢记于心的，是他的英俊与特别的亲切感，这两种常是冲突的特质在他身上和谐共存。他似乎随时乐意倾听你的内心烦恼，对别人的意见，哪怕它是多么浅薄，也都怀着好奇。
也是在那次谈话里，我第一次知道「台大城乡所」、「空间规划」这些名词。不过，我觉得这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印象深的倒是他那个暂居北京的台大师妹，嘴唇与舒淇有几分相似。
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已是十年后。我在菜园村新址和香港朋友谈天，他说「陈允中」也住在隔壁的村子，他是为了重建村庄，特意搬到这里的。
没错，他的确是那个陈允中。比起十年前，他明显发福了，原本消瘦的脸颊鼓了起来，讲话总是手舞足蹈。他变得更加成熟、也更为青春，有褪去青涩后的老练，同时又散发着少年的稚气。他仍让我觉得温暖，像是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内，在七一游行的队伍中、在湾仔的独立媒体空间，在长江中心前的示威现场，在铜锣湾的大排档，当然还有菜园村，我总能见到他。他也向我解释他眼中的香港，似乎想给我补上香港社会运动这一堂课，他的表达清晰、热情，还有一种孩子气的自嘲。
从对维园令人沮丧的初次印象，近十年来，他见证这个城市情绪的改变。从利东街的拆迁到反领汇、反迪士尼的行动，再到韩国农民在二○○五年带来的生动一课。最让他兴奋的是二○○六与二○○七年那保卫天星与皇后码头的运动，这些行动标志着香港空间政治意识的开始，年轻一代也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本土精神。
「他们像是外太空飞进来的一群人，很愤怒，很想做事，却又没什么经验」，这一批香港抗议青年给陈允中这样的印象。几年来，他不是一直想找到这样一个群体，把他在台湾、美国积累的斗争经验传递给他们吗？这个大学教授也睡在抗议现场，和一群自称「80后」的青年人一起办活动、熬夜、混在一处。
为了抗争，他们也要发明一套新的叙述，「保育运动」应运而生。横渡维多利亚港的天星小轮的历史足以追溯到一八八八年，天星码头因为电影《苏丝黄的世界》，成了东方与西方交会的象征。天星码头不仅代表这个城市的记忆，也是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陈允中发现，每逢周末，菲律宾佣人都会在此聚集，聊天、唱歌，甚至过生日，是外佣们在紧迫、逼仄的日常工作之外能放松的一刻，也在与同乡的交流中创造出一个暂时的共同社区，得到某种归属感。这些常被忽略的群体才是这个空间的真正主人。拆卸码头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难言的伤害。
他知道这场运动注定失败。但幸运的是，这场行动训练出一批青年人，他们在日后的反高铁、保护菜园村的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香港的民主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昔日寄望党派与政治人物来帮助他们争取民主，现在则越来越意识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倘若你不能动员社会力量，不去保卫自己的生活，又怎能得到民主与自由。香港曾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面对挑战时，人们常选择离去，这座城市必须建立起本土意识。
陈允中从科大转到浸会大学任教，从一句粤语也听不懂，到可以流畅地演讲、辩论。他在拉克劳那里学到的全民抗争，在香港得到了实践，他成立的「土地正义联盟」，正是受当年台湾「本土运动」的启发……
和他接触得越多，我越是被他身上那股国际主义加平民主义的劲头吸引。他似乎能迅速地感知陌生的弱小者的痛苦与无力，不管他们是菲佣还是菜园村的村民。但同时，他也变成一个透明、又难以琢磨的朋友。我碰到的革命者总是高度自恋者，在他们表面的道德力量下，常是狭隘的自我。但他不是，在参与的事件中，他从不愿站在舞台中央。是什么动力推动他乐此不疲地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展开这些运动？
「是一种同志情谊吧」，他对我的提问有点意外。他享受在运动中那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一切都能拿出来共享。
这经验也是来自于台湾，他在台大的学生运动里首次明确地感受到那种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温暖。这温暖对他这样一个侨生至关重要。
三
台湾不仅是他的政治启蒙地，也是身分觉醒之地。「『欢迎回到祖国』，我从中正机场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横幅，是台湾的侨委会打出的横幅，来接我们这些人」，陈允中回忆说，「我不是才刚刚离开祖国吗？怎么下了飞机又回到了祖国？」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陈允中是一名「侨生」，他们是侨居海外、终要归来的游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台北一直与北京争夺海外华人的社会，双方都相信自己代表着正统的中国。
陈允中出生与成长的诗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聚居地，绝大部分人来自福州，有「新福州」之称。陈家在当地是唯一的湖南人。他的家族是近代历史的缩影，曾祖父曾就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算是清末维新后的一代新人，他的爷爷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工程师之列，曾参与修建陇海铁路。像许多家庭一样，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让这个小家庭四处奔波；他们算得上幸运，在共产党获取最后胜利前，渡海来台，定居在花莲。他的父亲曾是台北的北一女中颇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他的一位学生名叫马以南，这位马以南有个日后出名的弟弟马英九。
一九五○年代的台湾依然风雨飘摇、压抑匮乏，出国留学、逃离台湾是很多青年的选择。他的父亲错过了前往美国的机会，于是决定下南洋，来到马来西亚教书。海外华人社区极需要各类的华人教师，他们身在异邦，迫切地想与文化上的中国保持联系。后来因为遇到当地一位美貌女子，暂时的客居成了定居。当陈允中在一九八八年从诗巫前往台湾读书时，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华人学校的校长，也是他人眼中的「模范父亲」。他在家里实行教育试验，四个儿子当中，两个哥哥前往澳洲接受英文教育，最小的接受马来文教育，老三允中则被送往台北，算是延续中国传统。
陈允中自踏入中正机场（如今它被更名为桃园机场）开始，这身分的焦虑，就再也没消失过。他后来毅然离开美国，也与911事件后越来越强烈的种族冲突有关；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也是伊斯兰国家，他可不愿在美国接受这种屈辱。
他的焦虑又从不单局限于自我，总能放大到一个更大的群体。只有透过帮助这个更大的焦虑群体，他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他对所有种族主义者特别愤怒。「陈云疯了」，他不止一次告诉我，「蝗虫论」勾起他许多不愉快回忆；他知道这种族群政治对公共生活的伤害，将会把香港带上不归路。马哈蒂尔正是藉此加强他的独裁统治，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普遍也是种族主义者，因为经济与教育上的优势而蔑视本地土着。他的反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一九九一年回家过年时，他买了很多原住民的纪录片，教育家人我们对他们有多么不公，春节还以绝食三天明志。家人都以为他成了共产党员。
在某种意义上，陈允中在每个社会里都是边缘人，这种边缘感没让他感到冷漠与封闭，反而激起他的热情与同志情谊。他的居所像是一个临时的公社，沙发床可以随时供十人同住，卫生间有充足的浴巾与简便牙刷，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有些时候，我觉得他属于另一个时代，是西班牙内战的时代、或是一九六○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盛时……
四
在一场劳工研讨会上，司徒薇认识了陈允中。她刚到洛杉矶不久，是加州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在参加者寥寥的会议上，他们很难不记得对方。一位是热心的组织者，另一位是积极的参与者，她不但坐在第一排，还一直在做笔记。
除了都是不合时宜的学生，他们对彼此没有太深的印象。两年后，在一位共同的朋友纪大伟的介绍下（日后，他成了台湾赫赫有名的同志作家），他们拉近了距离。但爱情仍要迟些到来，他们最初只是被彼此的年轻、漂亮的身体吸引。
「他第一次约我，就约到他家里泡温泉」，讲起十五年前的往事，司徒薇半笑半嗔，「我想，这不去就显得太小气了。」
与马来西亚游子陈允中不同，司徒小姐出身于一个香港的优渥家庭。来自广东开平的司徒家是个大家族，赫赫有名的司徒华也是她的亲戚。她的父亲是香港殖民政府的官员，家族中许多人从商，她对香港的上流社会生活从不陌生。她的妈妈也将司徒薇教养成一位「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妻子，十七岁就有了第一次相亲经验，但她却不是个易受驯服的孩子，从没准备成为别人的乖太太。
一九八九年，她进入香港大学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两种平行又相互纠缠的认知旅程开始了。那时的学术领域正是后殖民理论的繁荣时刻，从亚洲到非洲，不同时空与地域的文学与社会都涌到她眼前。这风起云涌的「后主义」也给她这样一种影响——所有的权威都瓦解了，没甚么东西不能挑战。而挑战者似乎也结局不佳，他们看似摆脱了殖民者，却无法建立起自身的制度与价值观，反而陷入了新的溃败。
这一年的事件则促成了她的中国意识与香港意识的觉醒。她是个中国现代文学狂热的阅读者，从鲁迅、鸳鸯蝴蝶派到朦胧诗，她都有所涉猎。当北京的学生占领广场时，她本能的反应是这是另一次「五四运动」，拼命地想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民族、国家这些概念。这种理解不仅是兴趣，而且变得无法回避——香港正是要回归这个中国。她旋即发现，她不仅不了解中国，连自己成长的香港也不太清楚。
司徒薇的青春是在香港这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回归情绪中度过的。很多人离去了，留下的则惴惴不安，民主运动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气氛中热烈起来，也催生了相应的社会觉醒。她和朋友们邀请李柱铭与司徒华来演讲，也与「长毛」梁国雄喝酒聊天，听他的革命理论；她也拿着摄影机去拍摄天台屋居民怎样坚拒拆迁，这是一场香港旧社区居民的抗争运动，哄动一时。
为了目睹回归这历史的一刻，她前往美国留学的计划一延再延，直到一九九七年秋天才成行。她记得那年夏天一直在下雨，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无法排解的郁结中。「所有不打电玩游戏的朋友都在打电玩，不唱卡拉OK的朋友也去唱了」，她回忆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那是一种不想过去、也不知未来的飘忽感。她察觉到周遭被强烈的无力感笼罩，觉得什么都不能做。
这样的无力感只有在极少时刻才会出现在她身上。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似乎这世上没什么不可实现之事。这与陈允中的犹豫、自我怀疑恰成对比。倘若陈允中在对他人的感受中寻求行动的力量，司徒薇依赖的则是理念，是经年的智力训练。
听她谈话就像是在各种概念中穿梭。她是个西方左派的好学生，准备把一切问题归结于「新自由主义」，而香港的确也是好的实验地，这个城市长期以自由市场的楷模着称。
在她眼中，香港的新社会运动是从二○○四年反迪士尼的「猎奇行动」开始的，因为「以往的社运是面对政府，但从这个运动开始，也开始面对官商勾结与跨国资本」。日益彰显的「中国因素」是这种官商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可能也是最恶劣的形态。香港表现出某种倒退也并不为怪，从后殖民理论出发，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经常迎来一段时间的衰败。
「香港特殊之处在于它经济发达，很少人把它放在这个框架里看」，她解释说。更重要的是，香港没获得独立，中国是它的新宗祖国，「它是从一个殖民地状态，过渡到另一个殖民地」。这个转变过程远比一国两制所涵盖的要复杂得多。这个城市也缺乏外界描述的开放性，几个大家族控制着主要资源。不管是当权者还是民主派，整个香港沉浸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论述，反对者还没找到自己的反抗语言，也未被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她似乎仍对这个城市保持着淡淡的疏离，对民主发展没什么期望，「他们需要更苦一点，更痛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她比陈允中更显得「无根」。她自足，不需要具体的社区、人群甚至行动自我证明。她的意义感来自于自己的头脑，当然还有陈允中。
「人人会讲左派理论，只有他会实行」，陈允中给她这样的触动。她发现这个行动者的脆弱，「他英俊、学历好、个子高、有能力，任何男孩有这样的条件，都骄傲不得了，他却一点也不自信」，打动她的还有他的罕见的利他主义「他怕为自己着想，为别人他做什么都可以」。
五
陈允中仍偶尔被噩梦惊醒，梦中人是自己，或是村民，被推土机铲成一半。这个梦境吓了我一跳，我没想到这些抗争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他的内心，在他常欢快的外表下，有着这样的焦虑。
尽管他说自己的挫败感很短，但偶尔也会表现出某种沮丧。他对香港泛民力量失去信心，他们对于社会变化丧失了感受力。即使二○一七年与二○二○年的普选都实现，香港的民主也一定会与人们期盼的不同。
他深知党的渗透与组织能力。在科技大学任教时，他发现学生会几乎全被北京改造，相较之下，当年国民党对台湾校园的控制实在是小儿科。至于选举，香港的民主派完全欠缺组织能力，而北京支援的建制派有无限的资源，以无处不在、街道办事处的方式来拉拢、收买选票。
至于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虽赢得舆论的瞩目，却未缔结成更实质的力量。不管是环境、劳工、妇女都仍未能联结在一起。它们有一种天然的反党派、反组织的倾向，使得力量分散，难以滙聚成直接的政治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有实力的人物尚未站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台湾的变化是来自本土精英联盟的反抗，站出来对抗、并为此承担代价的是医生、律师与大学教授。「占领中环」象征了少许改变，但它离真正的牺牲与代价，仍有明显的距离。
马来西亚再度吸引了他。他刚刚匆匆飞回诗巫，参加了全国大选的投票。诗巫的一份华人报纸用这样的报导来欢迎陈允中：二十五年前离乡背井诗巫人陈允中，回国履行公民投票义务。
很多自由派人士期待安华领导的反对党能击败执政党，但大选还是输了，这更让陈允中意识到，民主之路该是多么漫长。不过，他觉得故乡真是变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觉醒正在发生。「不要再用种族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马来西亚了」，他不断对香港的朋友说。
他也不由得想起更年轻时的梦想，他在台大时，就希望把台湾经验带回马来西亚，而前往美国读书也是为了家乡，「如果我回马来西亚搞革命，如果是个博士，就不至于死在牢里也没人知道」，如今他不仅是个博士，还是教授。
「我想慢慢准备，离开香港，再回去」，他在一个夜里这么说。他给自己设下的期限是五年，恰好是二○一七年普选后；在这期间，他要把工作一点点交出。司徒薇也会和他一起回去，无论如何，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场陌生的冒险总富有诱惑。
讲起离去，他又不由地伤感。「我的一切经验都来自香港，我的思想也是在这里成熟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在台北、洛杉矶不管多么忙碌，仍是个学生，不需承担真正的责任，但在香港，他是个成年人，在很多青年人眼中还是导师，不仅介入、还要承担责任。
十年前的北京东三环，此刻的新界乡村，我毫不怀疑，十年后我会在诗巫的某个居所再碰到陈允中，而且仍会像当初那样被他的单纯与热忱打动。而司徒薇仍坐在一旁，一头短发，穿着她宽松的白裙，不断地插话……
六
在锦田的车站，我看到了正在派发报纸的朱凯迪。天色已暗，人们下班归来，偶尔有人接过他递上的免费社区报纸，本期的头条是《九巴拟大削乡郊线服务》——尽管新界八乡的人口越来越多，九巴公司却为了营利需求，正准备削减一些乡村线路，以增加市区服务。
这份八开、四页、彩色、铜版纸印刷的《八乡锦田地区报》每月出版一次，报导与发放的范围覆盖元朗的八乡，菜园新村也属于八乡。
这也是这个地区历史上第一份报纸。不仅对于八乡与锦田，它对于新界甚至是整个香港来说，都是个新事物。在新界的乡村与市镇散步时，你仍能感觉得到历史的重叠感。古老的祠堂依然矗立，历史足以回溯到宋代，「锦田」（锦绣良田）这样的名字是农业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镇中那些单调、丑陋的高楼，是一九七○年代新市镇计划的产物，而此刻每个村子中那些漂亮的三层丁屋、路旁栏杆上密密麻麻的小广告，都象征着又一个繁荣地产时代的来临——中产阶级从城市又迁到乡下。当然，还有你还会在村口碰到黑皮肤、卷头发的黑人小姑娘，她可能是从奈及利亚、衣索比亚或是刚果来的，如果凑巧，她还会讲上几句广东话。十多年来，八乡也逐渐成为非洲人的聚集区，就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巴基斯坦群落一样，也是另一种全球化在香港的呈现——中环的大厦里代表着顶端的全球化，八乡则代表底层的全球化。
菜园村的居民也是历史产物。他们大多从一九四九年后从广东逃难到此。此刻，新界的稻米种植开始衰落，他们租下原住民的农田种菜、养猪。这些菜农曾有过一段好日子，因为大陆自我封闭，香港便要自给自足。但接下来，城市化的发展把农田变成市镇与码头，开放的中国则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供应，香港以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示人，农业与乡村则是过时的、被忽略的。
《八乡锦田地区报》想把这些被忽略的故事，整理、串联成一个新叙述。这也是重建菜园村的步骤之一，倘若本地人不能透过某种网路联结在一起，了解自己的故事，又怎么可能有效地捍卫自身的权益。它的发行量已达到五千份，是这个地区不容忽略的声音。
陈允中、司徒薇都是发起人，但主要的工作则落在朱凯迪身上，他是这份报纸的记者、编辑、校对、发行员，一个人的报纸。朱凯迪是个奇妙的朋友，他对你毫不设防，你却觉得永远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我们最初的谈话是在菜园村的临时住房前，看着眼前那棵大树和更远处的矮山，为了继续这场抗争运动，他从城市搬到村里，给出生不久的女儿取名「不迁」，他常抱着她在村中散步，为参观者导览。
不过，我们所谈的不是菜园村，而是伊朗。「你想过吗，一个国家最主要的街道旁是卖书的」，他语调悠悠地说。卖书的街道叫「革命大道」，就在德黑兰大学旁，这是他二○○五年在那里学习波斯语的经验。整个城市，只有他一个香港人。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朱凯迪曾是前途无量的《明报》记者，但他却对任何舒适的生活毫无兴趣。在这座被一套强大的功利主义左右的城市里，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不安灵魂。在一篇有关阿富汗的游记中，他引用了作家察特文的话：「为何我在一个地方待上一个月就坐立不安，两个月更是不能忍受？有的人为公事外游，但我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原因要离开，留下来才是道理。因此，我的行径从物质层面看来是非理性的。这种精神上的坐立不安，这种折磨着希腊人的牛虻究竟是什么？流浪或许满足了我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冲动，但出来不久后回家的念头又会涌上心头。我是被迫回归——像候鸟一样返家本能。」
朱凯迪有一种宿命式的孤独，这孤独让他感到自由，他逃离了熟悉、可能被固化的环境。他身上有一种少见的镇定，似乎他所有的欢乐与悲伤的根源都来自他的内在，与外界没太多的关系。他迟缓、偶尔结巴的语调更加剧了这种形象。
谁能想到，不过几年前，他还是那场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的发言人，一个公众眼中的反叛者；三年前港府强拆菜园村时，他更冲到第一线，与拆迁工人直接发生肢体冲突，他被凌空摔下的镜头曾震惊整个香港。尽管他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却被普遍视为「80后」抗争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这个群体一时间引起香港人关注和讨论，但他们守护的香港价值却隐然告别。
比起大多数的同伴，他更有一种罕见的历史意识。他把苏守忠请到天星码头，这位已垂垂老矣、渐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是六十年代搞抗争的标志人物。苏守忠在一九六六年曾在天星码头发起个人的绝食，抗议殖民地政府漠视民众生活。「我们要为香港重新写历史，是写一个不是由小渔村变金融中心这么简单的历史，是一个香港人会站起来争取我们自由、人权、民主的历史」。朱凯迪说，他试图寻找另一种历史叙述，这个码头是苏守忠绝食抗议之地、也是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的发生地。
过去两年，朱凯迪退出了公众视线。「保留菜园村，让我们在这片小小的土地，开始学习面对殖民历史，踏上扎根之旅吧！」他在《解殖扎根，由菜园村开始……一封由第四代给香港人的家书》写道。对他来说，保卫与重建菜园村，是他与他这一代人重新发现自己的旅程，他们要发现自己的往昔、重建出一个新的身分。他也意识到需要承担的责任，反抗不仅是一时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关注、甚至扎根。他不仅深入村子内部，办报纸，介入政府的土地规划，推广绿色生活的价值，还竞选区议员；他知道，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努力的成果才可能持久。
免费的报纸派到一半，我们前往一家名叫五月花的餐厅吃辣炒虾。在餐厅的斜对面，是一家已经关闭的「醉河卡拉ok酒廊」，据说是本地黑道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只见唯一一对男女在露台上吃饭，看起来不像是寻常顾客。
我们边喝啤酒，边翻看新一期《壹周刊》，上面有关于新界黑社会的报导。从照片上看，「大哥们」多少期待被曝光，似乎也对日常生活感到寂寞。朱凯迪就认识几位这样的大哥。重建菜园村的过程，不仅要面对香港的官僚与商业机器，还要面对新界的地方势力。从通往新村的道路被钉上路桩，到新建房屋的开工，他们都要依赖本地社团的支持。从一八九八年被割让给英国到此刻，新界一直处于双重的权力结构中，官方的力量悬浮于表面，彼此争斗的地方社团拥有更有力的支配权。而他和陈允中的作为都是对着传统秩序的挑战。
酒过几巡，我问起他从前的事情，尤其是二○○六年至二○○八年的事，从天星码头到反高铁，年轻一代的抗争一波接一波，他是中坚人物。他竟说一点也不记得了，这是不幸的经历，理应从记忆中抹去。他似乎想说，在那些行动与演说中，他找不到自己，而失败的打击太大了，才有了前往伊朗的冲动。而在伊朗，他最敬佩的朋友来自日本，这位日本人在伊朗的广播电台做节目，把宗教人物的讲话翻译成日文。他很怀疑，全世界的听众会不会超过十个。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变得几乎无法辨析。幸好陈允中与司徒薇在旁，才让一切继续。司徒薇记得，他曾是个多么难打交道的人，他对所有人都不满意，骂所有人，她甚至用「资料怪兽」来形容——他知道得很多，却完全不知怎么与他人打交道，脾气爆烈；有一段时间里，除了独立媒体，没有一个组织愿意收留他。
他说陈允中是他的导师，「没有他，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允中却觉得这个学生才更有主见、也更绝决。陈允中渴望爱人同志、需要战斗中的兄弟情谊，朱凯迪却似乎只依赖自己。
我看着几乎没有表情的面孔、停停顿顿地说着话的朱凯迪，突然意识到这位三十五岁的抗争者、还有他这两位年长同志让人着迷之处。他们的个性就像是弗洛斯特那句诗：
林中有两条路
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它令一切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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