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袁伟时先生说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因为大家都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接受的只有一种统治者自吹自擂的声音。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无不是在这种自我吹捧、公然神化中出笼的，成王败寇的老教条唤发了新的力量。许多人在这样的教育下，丧失了怀疑精神，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我们接受了几十年一边倒的说教，现在是拿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了。我认为，大陆至今为还没有一本像近现代中国史出笼——像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何方的《党史笔记》都只能算是个案研究，而不是通史——都是当政者洗脑愚弄、钳制言论自由的结果。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蒋廷黻、陈永发、张玉发、徐中约诸先生的近现代史专著，是值得一看的。除了蒋著外，其余都是在港台或者海外出版的，一般的读者很难找到。但拜网络之赐，现在在网络上也能查找到他们的部分著作了，大家不妨找来看看。下面是我十几年前读大陆官方学者所写的史学著作的一个书评，至今翻看，仍不算过时，原录入拙著《通往比傻帝国》，后被拿下。

后来对著者金冲及先生有所了解，其父金雄白曾做过汪精卫政权的官员。金雄白移居香港，而金冲及留在大陆，他必须跟紧时代步伐，表现得更左，才能在专制下活下来，这是有可以理解的因由。但在社会已经有一定的说话空间后，还不说真话，那当然就是作者自己的问题了，因为金冲及当了中央文献副主任等职，已是食利阶层，因利益而为官方护短了，这就不值得同情了。反而其子金以林的史学研究，有一定可观之处。这也许是因其在香港、新加坡受学术训练之故吧。2014年2月20于成都

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但这并不表明我对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兴趣，这就像我对女人有无限的兴趣，却不能对恐龙有兴趣一样——虽然我也是个男恐龙，但不能搞近亲繁殖嘛——错不在我，责任在对方。对于恐龙只有让那些文明而不精神的人去喜爱了，而像我这样，很精神但可能有点不大文明的人，呵呵，只有身体好的漂亮美媚才有抵挡几下的资本。

恕我不恭，这是一个老年人金冲及先生制造的历史恐龙——《转折——中国的１９４７年》，真的很厚重，常读此书的话，至少手劲就不用锻炼了。我看了标题，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影子，加之一贯相信三联书店的眼光及该店长期累积起来的信誉，毫不迟疑的就买了。我本是个怀疑主义者，但这回轻信付出了三十六元的书价，以及两个整天的美好时光，还推脱了一个值得为之一去的酒会。虽然我曾经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反动居购书呆账》里说过：作者要想在目前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不受成王败寇的俗滥教条，及诸多意识形态圈套的束缚比较困难。但没想他写得这么差劲，实在乏善可陈，和那些浪费纳税人钱财，所拍的与此一阶段有关的历史影片，并无两样。

站在胜利者一边为胜利者说好话，风险很小，利润很大，这是一个傻瓜都知晓的选择，但绝不是学者所应为。我不是要研究者故意异举以鸣高，一定向胜利者猛放大炮去作异议人士，但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应当有的。《转折》一书中除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外，通篇都是以一种胜利者幸灾乐祸的姿态，没有适度同情之理解，来阐发其观点，运用其资料，其损害学术自由，客观分析是不言自明的。作者选择一九四七年作为解剖历史的个案，自然有彼时形势之走向，亦有其亲身所历的好处。但他的诸多观点，包括所谓的民心向背，并非其自有，而是一种常识。其它说法也大多袭人旧说，一律合符官方定论，没有丝毫的差池，就连标题也是出自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样的书如果是个普通人所写的一本”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宣传册子，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利益方向。偏偏作者是个在大学搞研究的学者，而出版者又是以出学术书著名的三联书店，就使我这样的读者忍不住要来批评几句。如果老先生还是博士导师的话，真让我想起王春瑜先生最近在《同舟共进》杂上所写的”论语新解”：”三人行，必有博士导师焉”。这便是我们当今大学学者泛滥而学术萎缩的一个缩影。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固然不是一只什么好鸟。事实上凡是一党专政，都干不出什么好样子，谁说自己强过对方，都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扯淡鬼话而已。常识告诉我们，凡是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垄断只能带来灾难。经济上的垄断才有电信、邮政、铁路、民航这等莫名其妙的打着国家名义，而侔行业私利的利益集团。同理，凡是一党政府都喜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侔自己的私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利益之不能双赢，利益的获得不是按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出牌所得，必引致其它利益集团的不满，政权的更替就只好用武力而非按民主程序自动交替。才有几千年来的兄弟阋墙，同胞仇杀，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都以自己为正统接替者相号召，但最终都只不过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也就是说，内战史不绝书，内战一方对另一方的正当性，只不过是存王败寇这种俗滥理论的翻版而已。换言之，内战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生灵涂炭，不必为某一党派或朝代的存亡，而幸灾乐祸，或忧戚悲伤。这就好比唐朝亡了，中国不会亡；宋朝灭了，中国亦将继续勃发下去。哪个党派下了，中国不会因此不是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化大师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强调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的原因。对内战的灾难，要从超越党派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否则中国现代史的诸多研究都只不过是”政治正确”一堆垃圾而已。可惜的是，事到如今，史学界的人士对这方面很少深刻的反省深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陆地区中国现代史近一百年的研究，都是徒耗心力，拾人牙慧，作政治传声筒，是小部分利益代言人的历史。这样的史观不打破，中国现代史是没前途的。

我们常强调爱国，但我们经常把爱国最终搞成爱一个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爱国、爱政府、爱党永远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就是有关国家的意义也是各各不同的，对国家的指称在英文中有非常精细的表述，nation（系指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由文化凝聚而成），country（多指疆域意义上的国家），state（政体意义上的国家），爱国系指爱民族及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而非政府及政体意义上国家，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及政体都只不过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言人，而非全体国民，所以它不值得去爱，而是值得公民去怀疑。一言以蔽之，政府政党不等于国家。但在我们的概念中故意含混不清，把爱党当成爱国的一种必要义务，这完全是混淆视听的做法。不但如此，我们有爱国的义务，但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何在？国家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爱呢？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可否一问，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生存质量来看，爱国完全不是一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游戏，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残酷付出。这就像老舍在《茶馆》中借常四爷的口所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土耳奇诗人康尼克在《为了祖国》一诗中曾说：”为了祖国，我们什么事没做过呢？／有的人送掉了生命／有的人发表了演讲”。那种用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去鼓励他人爱国当烈士的做法是不费什么油盐的，因为牺牲者不是他自己，而你爱国后，最后获益的却不是你自己而是只在那里徒知号召他人捐驱的人。这是庄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的，”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你哪里知道那些说尽好话的所谓圣人不是强盗恶人的开路先锋呢？

书评家约翰•威廉•格莱姆写过什么东西，我并不曾学习过，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了不起的书评家，因为他给我们创造了几句关于书评的经典。有个家伙将书给他，又急欲知晓他的看法，他便脱口而出：”你要我说／有什么心得？／我说，书已拜读，／纸张不错。”我把这样的教导来个改头换面，作为对《转折年代——中国的１９４７年》一书评价的结尾：”书已拜读，资料尚可。”有翔实的资料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超越党派束缚及意识形态的藩篱，没有独立研究的精神，没有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态度，没有重扣历史之墙而寻其本源的艰苦努力，其实际效果是为成语南辕北辙增添了一个可笑注的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