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陈孔立：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

　　 在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应当注意由于两岸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并且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减弱文化冲突的负效应，增强正效应，才有利于两岸文化的整合，推动两岸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文化冲突普遍存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必然产生不同的经验和感受，形成不同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出现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化的相互接触，有可能产生矛盾、冲突、竞争、对抗，这就是文化冲突。《文化社会学》一书对文化冲突做出如下的界定：它指的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矛盾性的表现。文化冲突具有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不同的性质，它是普遍存在的。[1]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感受到城乡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因而产生文化上歧视、矛盾乃至冲突。西方文化的个人取向和自我取向，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与他人取向，使得中西文化的冲突十分明显。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也会形成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产生文化冲突。例如，当代中国内部也存在文化冲突。俞吾金指出：“当代中国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本位文化、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构成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结构蕴含着以下的文化冲突：一是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共同富裕的冲突，四是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主义泛滥的冲突，五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冲突。”[2]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冲突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甚至师生之间也会因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而产生文化冲突。

　　 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已经存在，只是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认为两岸只存在文化差异，而没有文化冲突。这里，不妨举出两种典型的事例。

　　 一是由于两岸人员交往而产生的日常的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

　　 早期台湾一些大陆籍人士回乡探亲，他们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回到大陆却被称为“台胞”，使他们感到自己成为“异乡客”，在台湾和大陆“里外不是人”，因而有很大的失落感。一些大陆同胞把“台胞”看成是“有钱人”，极力向他们索取，以致有些人发誓从此不回大陆。台湾民众在大陆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例如“厕所无门”“不排队”“乱按喇叭”“服务态度恶劣”之类，感受到两岸文化的差异。大陆同胞则认为台湾人“财大气粗”、“包二奶”、“苛刻员工”等等。因此两岸民众之间感受到彼此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心结”，“彼此就会以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或者惯于用否定角度来看待事情”。[3]

　　 台湾开放观光之后，一些大陆游客的表现，也导致两岸的文化冲突。台湾媒体有许多此类的报道：大陆游客到了台湾“仍不改大声喧嚣、不爱排队的习惯，还彻底发挥搞破坏的本领，在著名观光景点野柳的石头上刻字、在高雄百年古迹英国领事馆穿越围栏和蜡像拍照、在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九曲洞的护栏上用黑色签字笔涂鸭。”“在饭店搞破坏，摔坏房内水壶、在地毯留烟疤、在阿里山爆发两个陆客团因抢搭小火车上演全武行事件，今年5月还有陆客团在花莲到苏澳的台铁列车上，因行程延误没赶上原班车，改搭下班车却整团霸占其他乘客座位，还不愿意让位，引发冲突的事件。”“财大气粗的大陆游客，不但手乱摸、拉扯礼兵的军服，更惊传有人还‘好奇’，试图抢夺步枪。当局已在站岗位置拉起红线，防止礼兵再受骚扰。”媒体指出：以上事实表明，大陆游客“在文化面也带来不少负面批评”。台湾有识之士也指出，其实台湾民众外出旅游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此类现象随着旅游经验的增加，就会自然消失。但是在这个方面的文化冲突，已经给两岸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严重的、突出的文化冲突：

　　 1994年在千岛湖发生一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24名台湾游客和6名大陆船员、2名大陆导游被歹徒抢劫并纵火烧死。起初地方当局认定是“一次游轮火灾事件”，并且封锁消息，而不把真相向公众公布。因而引起台湾的罹难家属和各界的强烈质疑以及抗议，海外媒体也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报道和猜测。李登辉声称是大陆军人“行抢杀人”，大骂大陆政权是“土匪”。事件发生以后，民调显示，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增加，而认为是“中国人”则减少，支持“台独”的人增加，支持统一的人减少。两岸关系受到极大的伤害。

　　 大陆方面认为“在未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公布案情不利于破获案件”，要等破案后才公布真相；而台湾方面则认为人民有知情权，不公布真相，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没有得到尊重。由此可见，这是一起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例。

　　 文化社会心理学指出：“文化接触还可能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间敌意的出现。”“一旦文化间的敌意形成，冲突就会随着跨文化接触的增多而逐渐增多，特别是当人们不断遭到炮轰，死亡情景反复出现（死亡提醒），并在这种环境下被提醒要誓死忠于自己的群体时更是如此。”[4]　由此可见，两岸文化冲突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导致对两岸关系的伤害，因此两岸文化冲突是两岸相互关系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两岸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

　　 两岸文化冲突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层次观察其具体表现。

　　 （一）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集中表现：大陆方面对“文化台独”的批判与台湾方面对“文化统战”的抵触。

　　 所谓“文化台独”是指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及其行为，“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5]　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6]

　　 大陆学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所谓“文化台独”进行了批判，揭露其分裂主义的面目，[7]　当然在批判的初期，存在一些扩大化的偏向，例如，把张惠妹当作“绿色艺人”，把使用通用拼音、繁体字、讲母语等等都列为“文化台独”的表现，但很快就能够明确界限、区别对待。这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至今这样的批判仍在继续进行。

　　 台湾方面则反对大陆的“文化统战”。所谓“文化统战”没有明确的界定，似乎把所有的两岸交流都看成是“统战”，所有的文化交流都说成是“文化统战”。在台湾的教科书上公然写着：“就中共对台策略而言，中共迄今仍强调要‘把工作做到台湾内部’。因此，不管是专业性的互动交流，或是两岸人民往来衍生的问题，皆可见大陆方面深具目的性与策略性操作痕迹，例如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文化统战意涵”。有人指出：“什么叫文化要交流，其实对北京来说就是要文化统一，也就是统一在中共所解释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共所控制的中华文化。”于是，他们把从大陆来的电视剧、文艺演出、两岸合拍电影、两岸宗教交流以及“富春山居图”、“北京文化周”、“兵马俑展出”等等，一律说成是“文化统战”，并且采取敌视的态度，至今仍然有所谓“假宗教真统战”、“假文化真统战”、“对年轻人文化统战”的说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岸文化的冲突。 大陆邀请台湾青年来访，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却被视为“统战之旅”，有一位来访者说：“中共祭出怀柔政策，全部行程免费只需要付飞机票，我同学三个女生，餐餐叫两大瓶酒好像也是老共买单，吃住都是高等级，行程也都是重要景点”，可是他们与大陆学生交流之后，“常使得双方‘差异’曝露无遗，‘差异意识’油然而生，最终反强化双方认同的距离”。[8] 有人说：“大陆可以乱花纳税人的钱，而大陆学生却很习惯”，这样的文化差异使他们感到两岸“不是一家人”。

　　 （二）文化冲突的一般表现：“文化台独”与“文化统战”只是两岸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不同层次都体现出两岸的文化冲突，可以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或是从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等方面来考察。例如，大陆学者就指出两岸在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以及普世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杨立宪指出：台湾方面“崇尚自由开放，接受外来事物较快；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勇于创新，重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重友情讲义气，信奉‘爱拼才会赢’；政治上效法欧美的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与普选制；经济上实行外向型的市场导向的自由竞争机制；社会治理向西方看齐，公民文化、志工文化及大众消费文化较为发达等，两岸在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9]　俞新天则指出，在普世价值观方面，两岸也还存在不同的意见。首先，尽管西方文化价值观具有哲学上的普遍适用性，可供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她也指出，“普世价值观具有宗教性、先验论和绝对真理的地位，是不讲条件和个性的”，因此，大陆方面专家并不赞成普世价值观这一提法。而台湾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各种文化不能统一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一定要统一到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认为民主、人权、平等、自由这些观念也应该是普世价值观。[10]　她进而指出：“在台湾人中，接受‘西方文化普世性’的比例大大高于大陆，而大陆人至多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部分普适性’，不仅整体与部分有差异，而且‘普世’与‘普适’也不同。台湾在政治上仰望的是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大陆则认为这些未必符合中国国情，只可借鉴不可模仿，要创造本土特色的制度”。“两岸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将长期存在”。[11]上述两岸文化差异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的体现。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实例观察两岸的文化冲突。

　　 第一、台湾现有的公民道德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大陆作家韩寒访问台湾之后，写了《太平洋的风》，赞美台湾，他说：“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显然他已经看到两岸在行为规范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台湾也不断指出大陆方面的弱点，例如不排队、随地吐痰、不尊重他人、不尊重知识产权、请客铺张浪费、黑心商品、毒奶粉、办假证件、官派作风、“关系文化”、暴发户心态、只有“标准答案”的教育制度等等。韩寒把这种差异归结为：“他们（台湾）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可是台湾人并不欣赏这样的说法，反而感到“不太舒服”，指出“好像台湾社会现在 的一切‘美好’，都只能用中华文化来解释，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华固有传统美德，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割断台湾跟中华文化的关系，只是台湾人更愿意相信，这是台湾人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

　　 显然，这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历史的思维、线性的思维，以为台湾社会之所以存在守秩序、讲究公德、礼貌、尊重私人空间、守法等等表现，是因为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大陆社会欠缺“温良恭俭让”则是破坏了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多元思维、非线性思维，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有这样的感受：“在我的记忆里，大陆社会现在的毛病，台湾都曾经有过，过去台湾人也曾经买票不排队，也曾经爱乱丢垃圾，爱随地吐痰，不守公德心，出国也曾经是一幅暴发户形象，不时有某国旅社酒店拒接台湾团的新闻传出。只是这三十年来，我感触很深，台湾从一个有钱而浮躁的社会，慢慢成为一个气氛敦厚温和的社会。在这里我就不从历史的角度慢慢细说百年来各时代台湾人性格的演变了，而目前这敦厚宽容的社会气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在这几十年间，台湾人慢慢学会‘尊重别人’这回事”。它说明这种社会风气的出现，不是只靠保存传统文化就可以完成的，而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第二、对大陆向台湾采购商品和“让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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