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高墙与鸡蛋”——品味《辩护人》

在剧情的此起彼伏下，两个小时倏忽而过，留下的却是越来越复杂的情绪。此前，“法律博客”等几个公共微信都在推送读者的评论，而斯伟江的《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电影<辩护人>》和羽戈的《<辩护人>：法律人何为？》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解读。我无意也无力超越，只为文件夹里新添一部经典电影，留些纪念，更向剧组人员以及师兄表示感谢。

个人变化与大时代的整体变迁：从经济到政治

如果真要从电影中细心地理出一条线索，那它应该是“宋佑硕的个人蜕变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个人心态和需求”的变化过程，见证了国民民主意识的增强，韩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而后两者构成了“小人物”生活的外部环境，也升华了电影的主题。换句话说，从个人意义上讲，宋佑硕律师从商务型律师蜕变为人权卫士，这是他思想境界的提高；从公民意义上讲，韩国国民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型，这是公民的胜利；从国家意义上讲，韩国从军事独裁变成民主法治国，这是韩国政体的进化。

电影将宋律师的变化、国民价值观的变迁和韩国政治的转型按照时间节点展开。

电影从1978年开始，宋佑硕辞去法官之职，下海做起律师业务。在他的价值观里，“赚钱这种事不分学历不分贵贱”，他是个能吃苦，具有经济眼光的“潜力股”。这与当时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财富能力是衡量个人和国家的标准。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猫论”盛行，尤其是在90年代市场化以后，经济标准完全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客观地说，发展市场经济绝对是时代的进步，因为它让个人能力成为与“身份制”并行的标准，普通人只要能抓住政策，瞅准时机，都能发家致富。宋律师的经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经历，无论是他的出生，还是靠律师职业而致富，都深受政局影响。

在宋佑硕的身上，我们看到“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我欣赏他的能力，他的眼光，更感动于他的责任感。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他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重担，只有让自己抓住时机，正确选择，吃苦发奋，才能在新时代凭借自己的能力过活。宋佑硕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他看准了法律技能在新时代的需求，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服务范围。

当然，我们可以能会问，“暴发户”能否承担起改变社会的使命。以前对这个问题，我持悲观态度，主要是过度地谴责这些人的“暴殄天物”和“为富不仁”，但宋佑硕律师这个故事告诉我，希望还是有的。第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这五个需求，实际上是身心需求的统一体。从宋佑硕律师的个人蜕变过程来看，他个人从为自己为家人而努力挣钱，再到发展新业务，最后担任人权律师，从经济到政治，这是必然的选择。

第二，从时间的大尺度去看，“暴发户”终将觉醒。他/她们是靠经营发家，但是到一定程度，财富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要想挣大钱，对政治的考量越来越重要，所以最差的方式是官商勾结，当然这样成本太大，风险太高，最后落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怪圈，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从常态化角度去看，他们也希望国家政治正常化，不用担心“一夜之间变穷光蛋”，用不着做“裸商”而忍受家人分离之苦。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恰恰是跟商业有关的一群人，律师也属此类。宋佑硕律师的经历正是现在中国大商人、大律师的境遇，大商人者诸如任志强（在他的《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里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冯仑、潘石屹和马云之类，大律师者有如张思之、斯伟江、浦志强和陈有西之徒。（可惜的是，这个斗争的过程是异常的艰辛，个人往往也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今日人权斗士许志永案的终审结果，看着就让人心寒。）

宋佑硕的思想轨迹

宋佑硕的思想变化源于自己的经历，也源于与其他人的交往。我们留心到，在法庭辩论之外，电影里还有几场辩论，它们共同见证了宋佑硕的思想变化：（1）宋佑硕和报社同学的辩论。（2）宋佑硕和朴镇宇的辩论。（3）宋佑硕和东海建设公司太子爷的辩论。

第一场辩论发生在小饭馆举行的同学聚会上，当宋佑硕略带自卑又自豪地而宣扬自己成功事迹时，他的同学却不以为然，专心关注时事新闻，并发表对政局的看法。为此，二人就大学生的游行示威、政府管制行为以及政之下的“新闻与真相”大吵起来，甚至大打出手。前期的宋佑硕不仅仅是个只知道挣钱的俗人，因为在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且他受到政治洗礼，保持着绝对的政治忠诚，他认可国家的权威和公信力，甚至把同学的思想认为是危险的激进思想，正如他所说的“电视报纸都不能信……的话，还能信什么。……你虽然聪明，但是你的思想太偏激了，你为什么对社会有那么多的不满。”或许他从来没有去想过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还没有进化到那个地步，所以记者同学告诫他“即使你忙着赚你的钱，你也睁眼看看，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他自己也坦言“（他之所以没有被炒鱿鱼）是我胆怯，就因为我的胆怯（照事实报道），闷不吭声，所以我才没有被炒鱿鱼，但是我不像你们这样睁眼说瞎话”。

第二场辩论是第一场辩论的延续，可以看作是宋佑硕与年轻大学生的对话。朴镇宇这代人对国内的时局困境和外部的自由潮流有清楚认识，所以他一直在听宋佑硕和记者同学的辩论。宋佑硕告诫朴镇宇“你可不能参加示威那可是要遭天谴的”，朴镇宇反驳道“如果参加示威要遭到天谴，那些逼得大家不得已进行游行示威的人们该得到什么惩罚”，宋佑硕愤愤地说“如果因为人们进行示威，社会就能改变的话，那我早就去示威了。你以为世道那么容易被改变吗？以卵击石，那都是没有用的”，但朴镇宇却回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在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将会孵化越过岩石”。宋佑硕说不过朴镇宇，以为他是在发泄对自己打砸的不满，宋佑硕无意说到朴家的痛处——“没爹的孩子”，被饭馆大婶赶了出去。

如果说前两次辩论时的宋佑硕还是一个只追求物欲，沉浸于小幸福的俗人的话，那么第三场辩论则见证了他法律人的责任感以及社会精英的使命感。东海建设公司的太子爷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理解宋佑硕的举动，他说“我是比谁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正常运作下去”，但他觉得“利用暴力把政权拿到手的人，跟他们讲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他们能听吗？那帮人只能用武力推下台，不是用对话能沟通的，民主和市民运动，那都是资本中产阶级市民用武力得来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想发起革命，国民所得起码要提高三倍，我们的国民现在还没到时候。”这与时下中国的“语境论”、“国情论”有臭味相同。宋佑硕用一句强有力的话回应了他：“因为国民不富裕就不能受法律保护，不能享受民主主义，这种说法我是无法接受，”并用自己的行动做到了“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爱国者”的差别与政治信徒的离弃

秦晖先生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悖论：“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的悖论，也是东亚国家经历过的悖论，韩国在政治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还继续在“虚化主体”的泥淖里沉沦。

电影再现了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卫道士的爱国主义，即“清君侧”，完全以国家的意志而马首是瞻；一种是宋佑硕的新爱国主义，之所以说是“新爱国主义”，是因为在担任朴镇宇辩护人之前，他的价值观也是国家至上的。电影里的卫道士除了车东英警管、姜炯哲检察官和裁判长，还包括一群被意识形态洗脑的群氓。

国家是个虚拟的组织，国家的意志在古代更多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在现代，为了保障政权的合法性，国家意志必然被宣称为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但在没有民主法治的时段里，它必然沦为“独裁者挟群众以令天下”的窘境。政治家煽动群众，让普通人不明事理地做起“清道夫”的工作，互相监督，举报告发，人与人之间变得紧张恐怖。宋佑硕在法庭上谴责车东英，其实也是在谴责这些依靠旧制度而生存的“卫道士”：“你不是爱国者，你是让善良无罪的国家生病的蛆虫军事政权肮脏的帮手而已，说出真相那才是真的爱国。”

宋佑硕律师是个顾及自己也顾及他者的有责任感的人。他的顾及自己顾及家人，这是自利，而我们总把这批判成“自私”。其实电影里，宋佑硕律师一直都是在为自己，为家人，哪怕是为朴镇宇辩护，也是为了还“情”。宋佑硕律师是个爱国的人，他的爱国从单纯地响应号召，努力创造财富到买帆船训练，向为国增光，再到“爱惜生命，改造恶制度”。他不是个“用脚投票”，“全裸出国”的人，他的爱国是用点滴行动改变自己，感染社会，改造政治，正如他说的“想让我的孩子们建宇和妍宇，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也不能让常务长您的孩子秉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啊”。

电影了有一幕值得细细咀嚼：在第四次开庭的时候，被告人的亲属等人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取而代之的是来了一拨“訾骂宋佑硕为赤色分子”的政治信徒。当宋佑硕询问证人车东英时，车以国家和国家安全为挡箭牌，宋佑硕反驳道“证人所说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大韩民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所有的权利都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但是证人毫无法律依据，一味强调国家安保，就把国家镇压践踏在脚下，证人所说的国家只是强制取得政权的一小部分，难道不是吗？”那些政治信徒表现出出奇的赞同——“就是，说得对”。或许，这也表明政治背后就是“欺骗和谎言”，那些“表达与实践”存在悖论，被唤起的群众只是使政治运动变得合法化的工具，而信徒信仰的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值得说的是，宋佑硕原来也是个忠诚的“卫道士”。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宋佑硕的思想从经济向政治不断蜕变，这恰恰表明是时间的推移下，谎言会被戳穿，原本这些政治的忠实信徒被现实中种种欺骗变得不再信任，再加上国家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满足大家要求，一批又一批的虔诚信徒最终会心灰意冷而选择离弃。清末新政中立宪派对皇族内阁制的失望即使如此，中国今日改革中，民众日益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亦是如此。

游行示威带来的点滴进步

电影里提到的游行示威有三次：第一次是专业不动产登记业务员对他跨域营业的抗议；第二次是讨论首尔大学学生的游行；第三次是宋佑硕领导市民为纪念朴宗哲而游行，而他也因此入狱。以前宋佑硕认为游行示威是反动之举，真正的改革应该是认真学习，努力研究问题，而非这种政治性太强的运动。经历朴镇宇事件之后，他意识到国家权力的恐怖。当正常的诉讼机制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他们能申诉的方式只能走宪法中游行示威权。这虽然是制度内的手段，但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与寄希望于点滴改变。

庭审最后，法官在国外媒体的监督下，同意尹尚柱中尉出庭作证。结果，车东英凭借国家权力从部队开出“尹尚柱未请假而私自出逃”的证明，然后，车东英将证明交给姜炯哲检察官，最后宋佑硕为朴镇宇等人的无罪辩护功亏一篑。这多少给人一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但电影还是给了我们希望：几名被告人被判处相对较短的刑期以及假释；宋佑硕因游行示威被控告，釜山142名律师，共有99人出庭为他辩护。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如今的法治化程度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

法律是什么？《国家安全法》、《反共法》和《集会示威法》沦为是国家制定出来对付百姓的陷阱，纳粹德国就搞过这套。宋佑硕律师先是在“恶法亦法”的层面，尽量在制度内去寻求正义，这是他的法律素养，而他也学会用《宪法》、《刑事诉讼法》去反讽军事政权宣称的“遵守宪法法律，保障人权”。确实如果没有规则，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所以有人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强权社会需要获取统治合法性，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于是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治理方式——法律——变成了新的选择。当然，这里的法律只是替代了原有的统治手段——政策，暴力被法律包裹得更加严实，更加荫蔽。在制度内的正义无法实现的时候，宋佑硕律师开始推动“非暴力抵抗运动”，这是圣雄甘地和曼德拉所做过的。就像电影里的这场维权运动中，宋佑硕的原型卢武铉那种公民意识深深地感染了其他人，一大部分人跟着他一起上街游行，最后他自己也在人权运动的斗争中得到群众拥护的呼声。

最近有人提出，在英美国家“讼而优则仕”，律师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不断进入政治社会，这一趋势在这些传统的殖民地国家也能看到，比如“民国政府”、“台湾”、“韩国”。事实上，我们总是担心，当一群人有钱人了，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恰恰是商人，而律师也算是以自己的服务养活自己的“商人”。古之商人有“儒家情怀”，号称“儒商”，今之律师有“法律情结”，也可以承担起为人权为正义的斗士，这几年律师参与公益诉讼以及为无辜者犯案，使得律师印象得到改观。不过不能回避的是，在缺乏一个成熟运作机制的民主体制下，个人的理性进步若缺乏监督，仍会留有隐患，比如卢武铉的受贿、陈水扁案。

直面与回应：为什么中国大陆拍不出《辩护人》？

当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拍不出《辩护人》？他的答案是“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中国内地社会发展程度尚不能承载诸如《辩护人》一般深刻的电影。”其实，当一个念头，只要它被所有人接受，然后它会不断地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么，最后它作为一种制度，就会稳定下来，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种反对的力量，都会被历史大潮像浪涛拍击礁石那样，一点一点的拍回去，一点一点的消融掉，这就是一个制度从一个念头开始逐步建立的过程。为此，我想起了xxx的一个反问：“为什么拍不出《来自星星的你》？”在我看来，中国从不缺少苦难，也从不缺少罔顾人权又有历史意义的素材，主要是政治环境给予知识分子创作的开放性程度问题，即中国社会没有韩国那般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创作环境，再好的作品也要经过审查，能出来的都被删的七零八落。xxx赞同韩剧，他还说“有时候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看半天我发现我明白了，韩剧走在咱们前头。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回归的升华。”我觉得不惟如此，传统文化的回归必须在有现代化的法治骨架之后才能彰显价值，民主法治才是关键。深处人治思想浓厚的东亚，同被殖民主义侵袭的国家，韩国政治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壮大，看到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推动下的政治上层的变革。如今中国也在走这条路，市民们的观念是增强了，但为上的改革却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要”，那个反问与赞赏看上去有些转移注意力，甚至有点腆颜的意味。

鸡蛋与高墙

电影里“鸡蛋与岩石”的寓言让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高墙与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村上春树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或许文学家眼中的世界，更为感性，也更能直抵灵魂的深处，以至于我觉得：我毕业论文的主题无非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当政者对法治的态度以及坎坷的自我改革之路，还不如《辩护人》的再现呢，而且电影还能给人一丝希望。

说来也巧，当我打开电脑想写这篇影评时，“搜狗壁纸”竟然换了一副“画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壁纸，中间写着“自由”两个大字。怎样才是自由，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村上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宋佑硕说“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2014年4月9日初稿

2014年4月11日二稿

2014年4月13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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