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的爆炸案，在亚信峰会于上海刚结束、北京抛出新的亚洲安全观之际，挑衅北京的意味非常强烈。
现在中国官方已经宣布案件侦破，五名暴恐分子四名死亡，一人被抓获。北京已决定在新疆全境进行为期一年的严打，当局常喊的口号–“坚决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或许在接下来的严打中会有实效，但一年后呢？须知，如果不彻底改造暴恐事件的产生土壤，恐怖活动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会生长出来。
而对北京来说，此次爆炸事件清楚地显示，肇始于新疆的恐怖活动，已有塔利班化趋势。
所谓恐怖活动的塔利班化，有三个特征，一是恐怖活动从特定区域向全国扩散，二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行越来越多，三是政府对打击恐怖活动已感力不从心乃至无能为力。
塔利班是多年来盘踞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支恐怖势力，曾一度在阿富汗建立起政权。这使得这两个地区已成为像伊拉克一样的全球恐怖活动的中心地带和”最危险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报告曾称，超过全球恐怖袭击次数的一半发生在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两国的恐怖袭击不仅直接针对国家机器、军政机构、敏感设施，也针对平民，后者甚至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流。恐怖形式也多样化，特别是本土生长、本土受训、本土攻击的恐怖主义本地化进程在不断加速。鉴此，巴国的恐怖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完成了由恐怖袭击的”工厂”到”消费市场”的转变。
不仅如此，恐怖分子也有意选择一些特定日子或敏感设施实施恐怖行为，示威意图明显。例如，在4月3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乌市火车南站发生一起持刀砍杀平民、同时引爆爆炸装置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该次事件被分析人士解读为”赤裸裸的挑衅”。
一些地区成为恐怖分子活动”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的治理失败。从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来看，无有例外。而中国恐怖袭击事件的塔利班化，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北京的治疆政策已彻底失败，无论是王乐泉时期的”铁腕治疆”，还是张春贤前期的”柔性治疆”以及当下的”刚性治疆”，恐怖分子都不买账。
王乐泉时期，北京采取高压政策试图压服新疆分裂势力，然而没有奏效。张春贤治疆后，转而采取怀柔策略，原本指望事情会有好转，但几年下来，新疆的暴恐活动越来越多，并更趋激烈，去年起又开始外溢，作案手法也越来越”专业”。当局怀柔不成，现在改行”刚性治理”，尤其随着国安委的成立，各地紧锣密鼓进行反恐演习，火速清理暴恐隐患，习近平甚至亲赴南疆喀什，考察反恐前沿，结果换来了上述两起暴恐事件。可以说，北京治疆已走入死胡同。
暴恐分子之所以软硬不吃，从其自身来说，是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过，从社会角度考察，无疑与北京的社会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失误直接相关，也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换言之，少数民族的贫困化、社会发展权利的不平等，政治的歧视，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以及境外疆独分子和反华势力的资助与勾连，都会滋生更多的暴恐分子并助长暴恐活动。
而制造暴恐袭击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血腥暴力行为，制造和激化民族间的仇恨，当整个汉族被其暴恐活动激怒后，袭击者们就能向国际社会宣传本民族被国家和汉民族压迫，从而把恐怖行为打扮成针对民族压迫的反抗行为，争取国际同情。
而对北京而言，对于目前的暴恐活动的处理必须十分谨慎，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的同时，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社会政策，将民族地区的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北京在新疆事务上本已所剩无几的道义优势将荡然无存。而此时最糟糕的举措，则是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而一味逞强。北京若因恐袭和暴力事件增多，而强化政治和社会控制，加重民族隔阂与对立，将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 邓聿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