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前香港的年轻人对政治很冷漠，只想着如何赚钱。但反观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浓厚的参与性却大过以往任何一代。
严飞：对于香港的代际划分，您持有怎样的想法？
梁文道：其实在香港代际划分这方面，我的想法跟吕大乐、陈冠中没有太大区别。几乎与他们同时，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写的更多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坛里面的代际问题。2009年，政治委任的副局长谭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办公室主任，当时的年龄是45岁。特首办主任相当于白宫的幕僚长，此后，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内的香港很多媒体，都评论说他靓仔，年轻没经验，如何能担此重任。为什么一个45岁的人做特首办主任都还说他是靓仔呢？英国的DavidCameron当首相的时候也是45岁，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也不过才47岁。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选议员选了20年，都快50岁了，至今仍在做区议员，我觉得香港政坛的老化，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批人，那批人永远会得到媒体最多的曝光、最多的关注。这批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这个时候让他退隐江湖。的确，下一代人的经验比不过他们，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只有那个年纪的人能够跟一些社会的官商名流来往。一个区议员只能到茶餐厅，而掌握实权的上一代人说不定在半岛、在文华，你出入的场所，你来往接触的人群是不同的。一个区议员去找李嘉诚，他是不会理你的，一个立法会议员去找他也许会接你的电话。上一代人的确掌握了各行各业的人脉资源，这是年轻人永远不会有的，年轻人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后来就更不会有，他只能永远浮沉，永远不会有处理大问题的经验。
其实这在香港别的领域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媒体人，二三十年前就当了报纸总编辑，现在他还是在当报纸总编辑，也就是像陈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阶段。其实大陆也会这样，现在去看大陆的很多报纸、杂志的总编、社长，很多都是三十多岁。因为它现在正处在大爆炸阶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时期，需要很多空间、机会，上一代人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去，掌握了资源和人脉，自然不会轻易地离开。
严飞：在您看来，过去的几年里，在香港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梁文道：这几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积极的变化就是香港年轻一代很有朝气，很有希望，尽管他们不知道前途是否乐观，但他们想改变香港。这是因为“九七”后香港面对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危机，比如说“非典”等，这么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开始问香港到底怎么了？香港是谁的香港？
香港在变，在重新怀疑过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主力就是这群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上一辈的人或者我这代人努力念书，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机会又聪明，总有一天能登上社会最顶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诚，也可以做李嘉诚之二或其副手之类的。这里明显蕴藏着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但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这个阶梯往上爬。他们觉得你不可能登上顶端，一种垄断的差序格局已经形成。
对于政治也是一样，以前香港的年轻人对政治很冷漠，只想着如何赚钱。但反观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浓厚的参与性却大过以往任何一代。因此，这些年轻人会有很多横向的联结，你也会经常看到现在好多艺术家都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今天的香港，你从事文化创作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参加社会运动。
严飞：确实如此。我们看到，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在保卫天星、皇后等诸多社会运动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心态要比上一代更加开放，也没有太多行动上的顾虑，对于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种爆发趋势。
梁文道：这一代人，他们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识冲击的那一帮人，而我们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识的冲击。所谓香港意识，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开始意识到香港与大陆不同。曾经我们这一代人，觉得香港是最厉害的，除此之外，谁都看不起，甚至连伦敦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大陆了。我们经历过所谓的香港黄金年代，经济发展最旺，楼市、股市天天上涨。我们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时期，而25到35岁这一代不一样，他们所处的时期，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他们对港英殖民地没有我们那么强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经验。他们长大、工作的时期，已经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阶段，其实这帮人更加不应该排斥大陆，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们能看到很多大陆的杂志，我们当时还只是看《号外》。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一代人应该比我们更内地化，但最终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反而是我们这一代人会经常跑去大陆，他们现在却更强调本土性。我觉得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合乎逻辑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在香港做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久，觉得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了，或者做来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就索性离开香港，或者即使不离开但也不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严飞：是否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强调香港的特殊性？
梁文道：不只如此，他们会反省香港一直以来的逻辑。什么叫香港的逻辑呢？譬如说码头拆卸，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就没什么大问题，而保育运动也只是这十年间才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这五年甚至更近的时候。以前想拆就随便拆，香港就是这样，为什么可以随便拆？因为拿地盖楼发展经济，是天经地义的、很逻辑的一件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上的，我们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会去攻击、不会怀疑的，我们想发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变这个社会主导逻辑的这种想法却并不强烈。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大部分是认命的，但是下一代人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看到大陆很多地方的东西以后，认为大陆跟香港不一样，所谓的开放也就在这方面吧。他们会觉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有另一种选择，香港的城市发展逻辑可以有另一条路，此时他们会有一种抱负，即香港要不要改变，应不应该改变，怎么去改变，并且这种抱负会愈来愈强烈。
我觉得这代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一方面，他们会非常强调本土性地热爱香港，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爱包含着很强烈的改变香港的愿望，而这个改变是很彻底很根本的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是建立在之前他认为“香港是什么”这个问题基础之上的，他们想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爱香港，他们是香港本土意识下成长的一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我这一代和那一代的区别，而是简单地将香港人分为两代，一代称之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点，是我常常说的“九七”要来了，他们失去了根。80年代，香港的媒体曾提出过一个很热门的讨论，提议在外面买一座小岛，香港人全都搬到这个岛上，后来被人认为太荒谬了，媒体也就不提了；之后，有些人提出移民温哥华，想办法把温哥华变得和香港一样。温哥华很像香港的某些区，在那边可以完全讲广东话、听广东歌、吃广东菜、进茶餐厅。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觉得搞不过就跑，他们宁愿跑到外地把一个荒地变成香港，也不愿意留在这里。而会移民的那一代人觉得个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这一代香港人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不会离开香港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爱的是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要让香港变成我心目中所爱的那个样子。他们有改变的愿望和勇气，也有更加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参与。
严飞：为什么这代香港人会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结？
梁文道：我们那一批人跟现在这批人，以及你刚刚提到的香港的年轻人，看到香港回归了，看到大陆很多的东西，会更想了解香港独特的地方在哪里，甚至包括一种恐惧，怕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没有特色了。这种恐惧感跟政坛里面的那些老人捍卫“一国两制”是不一样的。就像香港主流社会那些上了年纪的精英们，他们认为香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国两制”很重要，但他们心目中的那种特色是政治、经济上的特别制度，让大家得到好处，是比较工具性的。而这一批年轻人眼中所谓的香港特色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在13亿人中被淹没，这种情况与政治上想独立或者主体意识不同。就类似于天津人会强调天津跟北京有什么区别，杭州人会相对于上海人说我们杭州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文化身份上要给自己一个认同的对象或者团结的情绪，因此这一代香港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严飞：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一代香港人与这一代内地人的区别？
梁文道：我觉得在我所接触的那么小的范围里面，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在行动视野上都比较宽阔。所谓行动视野是指，大陆同时代年轻的文化人，他会觉得我是在写作这个领域，但他绝对不会碰任何有关社会政治的话题，即使谈论社会政治，你也会觉得他不是那么自如地穿梭、宏观地看待事情。而香港这一代人比较宏观一点，这当然是环境使然。例如，我们曾在北京开过一场两地青年人的研讨会，邓小桦他们都去了，谈论的是两地“80后”的社会参与空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研讨会，你发现大陆的很多在场的年轻“80后”，跟香港的参与者完全不一样。大陆那边的人会谈很多个人的苦闷，不受重视，香港这边上去就会说我们怎样保卫天星码头，我们参与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运动，谈论的焦点很不一样。我发现大陆很多“80后”的苦闷或者情绪上的困境是很内向的，他把很多社会问题翻译成个人遭遇的问题，却忽视了所谓的个人遭遇，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轻人会这么去思考，个人遭遇其实也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我要寻求改变，不是我个人出人头地，或者受到重视，而是整个社会需要改变，因此我认为香港这一代“80后”看问题比较宏观一点，他的空间行动视野比较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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