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香港政制发展困局的历史根源

接近香港回归17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对于香港本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谓是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折点。

本文主旨不是预测，比如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特首普选可能会出现的几种路径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香港社会会产生如何的冲击——这将会是另一篇文章的重点。我想回溯历史，去剖析一下香港政制发展困局之所以会产生的源头，以及这一源头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日的局势。如果不去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就无法去更好地解决问题。

对于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港人制港”的核心，就是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但是五十年之后呢，又该怎么变呢？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对于五十年不变，人们似乎已经理解了。但是为什么邓小平又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其时的邓小平，在心里已经对未来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路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指出：“即使搞普选制，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更进一步强调了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关联效应：“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很明显，邓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国和香港在民主化问题上是同向异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香港的命运必然是和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大陆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领域开放的趋势又是无可规避的。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再造几个香港”，这表现出邓小平对于香港政治和经济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对香港政治体系有学习仿效的意愿。邓小平亲手放开了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也无法使民主的大厦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最后是一定会走向民主化这条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十年之后，变得不是香港，而是内地。等到法制的传统、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陆全面普及，等到大陆也按照设计的时间表施行普选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出的普选时间表是2050年左右，原话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香港还需要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