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刘军宁《左翼自由主义“左”在哪里？》一文，有些话不得不说。该文立场没有问题，但观点过于狭隘，不符合自由主义主张的多元主义精神。你尽可以质疑左翼自由主义的平等关怀或分配正义理念，但指责其立场就显得不宽容了。左右之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争论，它也是任何国家两党制的基础。实际上，若无19世纪末开始的自由主义的历次激进运动和改革，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也许早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哪里有自由主义之右，哪里就就一定有自由主义之左，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左右之争的事实。刘军宁明明知道自由主义有放任主义与平等主义之争，而故意把左右问题上升到中国语境下的左右之争，这是偷换概念。左是一个长串的谱系， 自由主义的左与中国语境下的毛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只有自由主义的左有可能防止和阻止毛左在中国的蔓延，右的立场做不到这一点。

左右之争来自于现代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不同价值的冲突。法国大革命时期，左右之争发生在保王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这个政治光谱的定义是以人们对旧制度的态度为判断标准的。期盼恢复旧政权，包括传统的特权以及中央集权的反动派势力被视为极右翼。在反动派左侧的是来自于温和的保守派，他们愿意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在他们更左边的则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有一个代议制的政府以及对于公民自由的尊重。（那时，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被视为是左派。）在自由派左侧的则是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希望彻底推翻君主政体，并建立普遍的选举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左派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左派”成分逐渐浮现，这即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华勒斯坦指出，从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革命期间，政治斗争存在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而社会主义被视为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比较激进的一派。“1830年以后自由主义者们和社会主义者们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区别；……1848年标志着自由主义者们与保守主义者们之间趋于一致的开始。” 之所以发生了如此的趋势，是因为就在这时，自由主义者们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威胁。由此，政治联盟发生了重新组合。可以说，只有到这时，左右之争才具有了我们现在人赋予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左右之争不会仍然发生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

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的、工业化的自由主义有着两极化的反映。其中一极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工业化、反个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另一极是捍卫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的倾向，这种倾向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成为对抗“新政”改革的力量。前者为维护传统而反对自由主义，后者为抵制社会主义而拥护自由主义。由此，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现代性，前现代是传统；相对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反而成为要维护的传统。因此，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

但是，这并不等于保守主义就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或自由主义就一定是保守主义的，正如刘军宁所认为的那样。刘军宁不加区分地谈论左、厌恶左，而又不加区分地谈论右、偏好右，可是真正的右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而可能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

首先，保守主义的原始特征是反对理性主义，从而反对个人主义的，因为理性主义意味着信任个人自主的理性能力，对理性的信任会导向对个人自主的信任。由此，保守主义与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差别和冲突。其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证据证明保守主义天然倾向于私有制和自由放任。因为，私有财产制所支持的个人主义会导致社会有机性的破坏和道德权威的削弱，这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尽管自由至上主义有时被称为保守主义，它们都主张国家的不干涉主义，但是，它们的共同性仅限于经济领域，一旦进入道德、宗教和文化领域，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就显现出来。 冯·代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一书中写道：“自由至上主义者们认自由为所有社会价值的最高价值，而保守主义者们仅仅视自由为其中的一种价值，当它削弱国家安全、道德秩序或社会机体时就必须受到约束。自由至上主义者们总体上都相信人类本质上的善性，而保守主义者们坚持‘我们所有人因亚当的堕落而本有的罪性’，因而虽然人类本质包括了善质，但不可能获得完善。自由至上主义者们视国家为一巨大的压迫者，而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国家对于指导公共防卫、抑止不公正和激情、以及施行对于总体福利是重要的事业都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作为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的哈耶克也表达了他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

当代的左右之争不仅仅发生在自由主义与激进左派之间，而且也发生在自由主义与激进右派之间。对于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而言，极左势力我们尚且可以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是，极右思潮极易博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物的同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极右思潮以对现代性（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平等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等）的攻击为其特征，诋毁个人自主，仇视个人自由，蔑视宽容和多元原则。刘军宁把纳粹法西斯主义推到极左一边，认为只有极左才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可是，纳粹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激励过共产主义者，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厌恶和批判现代性的人物，卡尔·施米特是一个典型，刘小枫是我们这里的另一个典型。我这样说不是指他们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而是说他们在气质上与法西斯主义是一致的。刘军宁患上了右派偏执病，否认所有的左，而肯定所有的右，以致要把希特勒从极右的名单中开除出去，以纯洁右的队伍。熟不知，当混淆了极左和极右的界限而只把注意力盯向左边时，对个人自由的真实威胁会从右边悄然袭来。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右之争就搅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神经，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正如韦伯所言，现代性就是“诸神之争”。我们不可能摆脱这种争论，这是现代社会的宿命。问题只在于，如何把左右之争纳入到制度范围内，而不在于，如何去实现左或右的最终胜利。(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