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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汶川地震被称作公益元年，已经叫得快生了茧子，如果它是初年，那鲁甸地震可算是末年了。中间的雅安芦山地震有过小小的高潮，壹基金被推上首席民间公益的地位，甘肃岷县地震预示着低谷的加速。到鲁甸地震这里，终究敌不过公益旧秩序的到来。

说得没颜面一点，这几次地震与公益的关系，确实算是“多难兴邦”——这里的“邦”先是指公益之乌托邦，而后为国家政治碾压过去。地震将公益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后者以礼赞的方式支持民办公益，而后迷失在政治化的浪潮中，眼下只剩下举棋不定。

从传播的角度说，这几次地震之间的起伏高低悬殊，给人得出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凡是地震议题得到大众关注的，公益的民间属性愈是发扬，反之亦然。民办公益看到了公众传播的信任所引发的巨大可能性，但它们对于“公众信任”的复杂程度没有准备。

对壹基金及李连杰贴上标签，是雅安地震后发生的大事件，预示着某些转变受到主动推行。这种政治化对公益题材的操作，成本小，见效快，实乃行政维稳之必备。壹基金久克不下，政治化向其他机构晕染，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二十来个图书馆应声关闭。

单纯的公益秩序里，目前出现了一种很不确定的因素。公益界在“四化”（去行政化、去垄断化、透明化和公开会）之外，发现还要处理更复杂的局面——然而，这个复杂的局面并不允许多元的应对方法：要么听它的，要么关张走人，这让书生气十足的公益界费思量。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再给公益界制造什么别样的压力，公益界内部滋生的自我审查已经开始发挥效益，可以说是蔚为大观。思想领域内的去政治化，正在迅速地被公益界吸收——有人猛批去政治化的危害，但这两个界别确实不一样，后者似乎更能承受羞辱。

如果索引这种自我审查的效果，再对照公益界这些年“可以有的那些理想”，会发现不可阻遏的衰退在加剧。尤其是，丰富的公益生态被肃清简化，继登记改革公开削弱资源后，草根公益将再次遭到背叛与抛弃，基金会疏远社会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强劲。

以基金会为主要竞争方式的公益竞赛，已经在动荡的公益旧秩序下开始了。鲁甸地震中，这方面的表现不甚明显，但已经露出端倪。包括壹基金在内的民办公益调低了包括募款在内的介入强度，但官办基金试图获得更多，暗战从鲁甸地震出发，就像汶川地震的反转。

基金会开始重新洗牌，与公众谈判信任与托付问题。它们将重新审视公众的信任，可以预料的是，将对公众采取比从前不同的策略：有的会主动调低与公众的亲密关系，有的则会主动加强。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现有基金会的公众评价将要发生变动，很可能也有剧烈表现。

政治化因素的影响，会让公众重新收回“用脚投票”的习惯，从而重新打量公益基金会。因为基金会主动调整与“群众关系”，公众也将重新调整捐款的意愿和流向。公益格局虽然后退至旧秩序，但并不等于是铁板固化，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壹是贰还说不定。

这两年的趋势显示，公益先进在募款上越来越倚重几家网络平台——它的好处是利用了网络受众模糊的慈善观念，利用网络消费对公益低能见度的掩护；但它的坏处是，这种募款模式对加重公益对网络权贵的依赖，保卫募资渠道变成保卫与权贵的关系。

网络化的募款方式可以拖延公众因“不信任”而做出的选择时长，但“烟雾弹”难持久，公众迟早会发现他们变身为公益精英与网络权贵公关的“润滑剂”——公众会发现自己上当了，说好的“公民社会”呢？原来只有他们在金援理想，这会让公众感到被愚弄。

不要以为只有基金会才有资格、有苦衷因应政治化做出调整，甚至将犬儒策略美化为专业化生存；公众更有资格、也有能力在政治化背景下，评判公益旧秩序下的魑魅魍魉。包括壹基金在内，都要承受严苛的审视——体制的政治不是唯一的，民间也有政治考量。

总之，既然新秩序中狂想以基金会造成公益生态圈的假想难言成就，旧秩序下的公益圈就要回应这个问题：在抛开公众支持的前提下，公益究竟能走多远？这两年来，这个问题被披上了许多层美丽外衣，政治化带来审查也带来摊牌，公益界不能总假装没这回事。

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