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了之后，发表在舒立的财新网“观点”栏目。所以，最近两个月很少在这里贴文章。况且，我在深入体会社交软件的普及可能涌现的秩序（社会网络拓扑结构），无暇顾及博客（观念在博客网络里的传播模式与传统的传媒模式类似）。然而，不少习惯了博客的朋友见面常问我是否不再搭理博客。既然传播模式是传统的，其实不必每日更新，也不必每周更新，只要每月更新即可，名为“丁丁月报”——报告月内杂感，不如“日记”或“周记”或“月记”那样详尽。
1）北大元培学院的教学活动，在我而言，是我在东财七年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延伸。既延伸了暑期我与元培学院 PPE 同学们的微信对话，也延伸了我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学院，十几年前创设时的初衷就是跨学科教育。只不过在官僚化了的教育体制内，院系之间交流障碍极大，交易费用太高，以致北大、浙大、南开、复旦、等等名校不得不在大学之内另设跨学科教育机构，通常以最能引发社会记忆的老校长之名命名。更要凸显地位，浙大校长潘云鹤兼任竺可桢学院的院长。这类跨学科机构多年以来不仅未能成功而且似乎连成功希望也没有了。元培学院的院长，鄂维南，是数学家，不是北大校长。不过，维南院长今年发愤图强，特意要从校园里邀请九位导师开设“新生讨论班”。原本是十位，张旭东（比较文学）或许因燕京学堂风波颇感失望而返回纽约大学教课，还剩下我们九位，校长王恩哥（物理学领域）、汤超（生命科学）、谢宇（社会研究）、王博（哲学）、高松（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和化学领域）、维南院长（数学）、我是 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还有一位，现在想不起来。PPE，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约百名学生。面叙两次，微信继续对话，试图探索不同于拼盘课程和拼盘学位的真正 PPE 的课程与学位。我很悲观，结果一些同学受我影响，也悲观。虽然，我不会放弃。
2）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都已有了第一讲，两门课的教室都学生满满或溢出门外。行为经济学每年第一讲或许都是几百人的样子，让我惊讶的是研究生课程，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室，可容百人的，居然有十几位要站着或到其它教室借椅子。妻子站在行为经济学阶梯教室最后的那面墙边，听到两名学生交谈：都听说这门课“烧脑子”。
3）星相学预言：1995后的这一代学生是要“大翻盘”的。这次见到元培学院的新生，大多出生于1996年，还真有翻盘（就是未来世界天翻地覆）的感觉。
4）家务事，忙着打包寄送我的许多许多书给信孚教育集团，要在那里设置“丁丁图书馆”。顺丰速递的服务，大致而言，不失以往优越的性价比。但明显感受到官僚化加速（企业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随企业规模急速扩张而迅速稀释），在这样一家年轻的民营企业里。尤其是昨天在杭州家里打包寄送这里的许多书，妻子电话顺丰400总机询问可否送几十只箱子（近千册书）到家里，得到的是最令妻子困惑的答复：甲）您的电话号码是北京的，可是您现在杭州，所以，请拨打杭州的顺丰电话号码；乙）我们这里未必有足够多的纸箱；丙）请您将书送到附近的顺丰店里，那儿有足够多的纸箱。
5）杭州的网，多年来始终“欠发达”，包括咖啡厅，餐厅，凯悦大酒店，诸如此类的公共场所。家里也很难上网，感觉就是“都市里的村庄”——十几年前我这样描述过杭州。
6）于是，杭州成为现代的世外都市。这儿的百姓，消息远不如北京百姓灵通。这儿的学者也类似，不是消息不通就是听到的谣言多于真相。最初我认为是错觉，后来的几年（大约2003年以后）从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朋友那里得知，他们都不愿意在杭州发展自己的机构。理由，与我的感觉类似，新闻需求不足，对书的鉴赏力，堪称“平庸”。
7）在湖畔居与友人聚会，突然听说浙大副校长褚某在被看守中写了一篇万言书，极感人，印证了我的判断——可能就是一桩大冤案。但友人微信传来的褚文，因多人举报已删除。半年来，我确实多次感受到并由此推测，这样快速大规模的反腐败（仍停留于“运动”范畴内）不仅难免冤假错案而且更可能发生的是：最坏的干部制造冤假错案，首先淘汰不那么坏的干部。从制度分析角度，这是十分显然的后果之一。据此，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干部是冤假错案的牺牲品，或许不很夸张。但是，要求这场反腐败运动等待法治建设，或要求纪律检查委员会服从既有的司法审判程序，或诸如此类的书生之见，都不可能甚至成功启动这一伟大的反腐败运动。所以，叙述到此处，只能引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引论里描述的过程：那些承担着“世界精神”之使命的英雄们，在他们大踏步前行时，难免踩伤路边的弱花嫩草，这是世界精神在实现自身时不可避免要支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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