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今天出现了三篇跟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的文章，分别是最早出现也已经被删除的，北大新闻学院教授胡泳发的《记协，请不要这样评新闻奖》，一个自称新闻吐槽帝的公号发布的《评中国新闻奖？看看辽宁日报烂稿的满身硬伤》，以及资深媒体人宋志标先生撰写的《辽日得“新闻奖”属于实至名归》。另外，经人提醒，发现上海学者魏武挥也写了一篇题目为《奖》的文章，在文章最后，他也评议了辽日烂稿获奖一事。
就辽日的烂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展开业务讨论，完全是对我个人智商的侮辱，我不会对这篇烂东西的内容细节发表任何评论，如果有兴趣了解，可以微信搜索《评中国新闻奖？看看辽宁日报烂稿的满身硬伤》一文，除了作者比较激动之外，我觉得蛮好。
辽日这篇东西，为何可以参加评选甚至可能获得中国新闻奖，结论就如宋志标先生说的，体现了“实至名归”四个大字。从宣传效果来看，辽日获奖太应该了，可能辽日全年所有报道加起来，也没法获得那么多的讨论并获得来自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
所以，拿宣传阵地的思维去看待评奖，就可以以很舒服的姿态获得**。而拿新闻报道标准去核实报道细节并且撰文炮轰，没有年轻人的愤怒和冲劲，是做不到的。有关原因的细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崔成浩的总结，他的看法睿智并且充满着地理眼光：“听说《辽宁日报》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参选中国新闻奖，我很高兴，因为《辽宁日报》是离朝鲜最近的中国日报，我们都很喜欢看。”
地理概念很容易被忽视，但最近几年，历史冲击显得更加直接。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转发胡泳发布一文时的转发语如下：现在回头看11年的文章，觉得那时思想好解放，恍如隔世…郭教授近年来写得越来越少了，作为一个非职业的时评作者，没有空间就撤，没有媒体人的扭捏，也不需要顾及那么多犹豫和惆怅。当然，写作空间被极度压缩，这种感受可以推广到每一个市场化的媒体人。
对我来说，数月以来，新闻报道被彻底扭曲的案例，是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出现的多篇谄媚报道。报道是新闻的核心，只有基于真相的报道，新闻的评论才有其意义。但诸多媒体在东方之星事件集体趋向感动模式，则表明了新闻报道对政治宣传的彻底让位。要知道，灾难报道是突发重大报道的精华所在，对灾难报道内容（包括app、微信微博）取向的彻底掌控，说明那只手的活儿已经至精至纯。
为什么说我印象最深呢？说起来极端讽刺，因为就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前后，我正以志愿者的形式，在一家记者NGO做服务。我的工作是组织筹办灾难报道记者工作坊。我们几位筹办者希望，以工作坊为业务交流平台，来提升国内调查记者在重大灾难报道中的专业水准和伦理规范。讨论的原点是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以及2014年的马航飞机失联等等灾难事件中的报道经验与不足。但就像郭教授说的，看着这些年报道水准的急剧倒退，尤其是东方之星客轮沉没事件的报道范式，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针对新闻报道的“围剿”是立体式的，打磨已久，用时髦的互联网创业术语来形容：目前的模式击中了痛点，形式了闭环。所以，对辽日那篇东西的公开褒奖，大抵算是对“业务模式”落地成型的正式宣告。不久将来，该模式也许就可以敲钟上市，然后套现走人。
率先抨击新闻奖评选的是新闻系在读大学生，这是让人欣慰的，但他们却只是少有的异类。新闻联播一统天下的时候，每晚7点，雷打不动，大家纷纷自动打开脑壳进行清洗；到娱乐节目盛行的今天，消费主义开始侵入人们的血液和肌理。不过，国家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在了消费主义背后。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国家主义+消费主义的模式，比互联网+的力量还要大。
所以，回过头来，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灾难报道记者工作坊项目——这个毛衣我还织吗？如果这一代年轻人已经认为在灾难发生后寻找“最美的救援队员”或者感慨“生在中国，何其幸哉”就是最好的灾难报道模式，那么我做的项目真的会有意义吗？这种困惑，因为新闻奖评选的过于赤裸，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傻逼的认定是相互的。我认为他们在侮辱我智商，他们认为我是在不自量力。双方在认为对方是傻逼这一点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只不过，我看傻逼织毛衣的时候，只能躲在这里，发发牢骚；而他看傻逼织毛衣的时候，可以查个水表，甚至搞不好，让你喝一壶。
发牢骚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只能躲回自己的角落，继续看着傻逼织毛衣，这是目前的选择。等到有一天不想给傻逼织毛衣，那就争取给自己织一件，在这方面，需要致敬一下左志坚，目前来看，他给自己织的毛衣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