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
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
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
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
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
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
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
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
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
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
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
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
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
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
“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
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
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
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
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
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
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
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
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
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
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
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
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
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
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
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
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
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
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
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
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
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
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
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
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
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
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
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
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
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
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
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
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
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 1944 年 2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