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习近平率领几乎囊括中国科技企业大佬的强大访问团访美，引起了举国上下高度关注，中美合作与共赢逐渐成为主流民意。

一直以来，谈到美国，是智力资源的源头，技术、创新、资本聚集地，举债消费的需求国，而谈到中国，是人力资源的源头，市场、产能的聚集地，是勒紧裤袋的供给国。中美经济高度依存，这种盛景持续了20年。而今，在美国制造业在智能制造的帮助下强劲复苏，而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衰减，传统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美必须重新审视各自的优势，以及对对方角色的期许。

无疑，中国除了启动自主创新，在高新技术、自主知识产权领域迎头赶上，别无他路可走。而美国也绝不可能重回冷战时期的封锁与遏制的老路。那么，中美两国的创新机制有何异同？中美的制造业如何分别迎战工业4.0与万物互联的浪潮？美国的科技力量与中国的创业新群众运动是否能结合？围绕中美创新与创业的区别与融合，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与天时创业实验室组织了一系列访谈、研讨和论坛活动。本期是第一篇，来源于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的论坛主题发言。】

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创业

黄亚生（MIT教授，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MIT（麻省理工学院）有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就是创新和创业。我在哈佛也教过书，我觉得哈佛和MIT的文化就很不一样。简单地讲，在MIT，我们穿衣非常随便，等级观念几乎没有，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门从来不锁，非常开放。再举个例子，周末MIT很难找停车位，因为停车场都是对外开放的，一分钱不收，教室也可以用。而在哈佛，每一寸土地都是要收费的。

MIT做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就是把自己很多课程视频免费放在网上，推动了整个教育界的“慕课（MOOC）革命”。多年前，MIT录取了一个16岁的蒙古学生，这个学生选了一个edX一门计算机的课，大概全球五万多人，他是第一名。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启发，知识能够在全球散播分配，过去蒙古学不到MIT的课，现在通过“慕课革命”可以学到了。整个学校回报社会，这种开放、平等、鼓励冒险的精神，是我在MIT做了12年教授深深感受到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上慕课是容易还是困难，因为有些课是在YouTube上，如果在中国看不到慕课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就会使我们一代年轻人失去了能够坐在家里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知识的机会，这就是自由和知识的关系。

那么，MIT这种创新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后面的是精神是什么？

众所周知，MIT是一个杰出的工程学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创业机制。2010年考夫曼基金会做了一个研究，把MIT的校友、教授创办的公司（如果它还存活下来的话），收入加起来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大概就是韩国GDP的规模。一所大学创造了这么大的财富！我相信在美国，除了斯坦福和MIT，再没有第三所大学。

与此同时，虽然创造了这么多经济上的财富，MIT的基础科研也非常杰出，培养了80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很多创新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世界。MIT和斯坦福比较相近的、跟哈佛耶鲁有一个传统的区别——非常强调“从问题中来，回问题中去”。跟许多学院不同，MIT的教授非常关心现实是怎么回事，即使是做非常基础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起点都是经济社会里存在的问题，你对那些问题做出思考，做出一流学术水平的研究，反过来再去解决社会问题。过去20年，世界上最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行长，比如欧洲中央银行、美国的联邦储蓄、以色列中央银行的行长，全是MIT出来的。

这就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大学怎么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在MIT，创新精神同时也有机制保障。对一所大学来说，怎么由创新走到创业？作为一个大学，如果它只注重创业，会不会影响创新？因此，首先要把两者的关系理解得非常清晰。创新是MIT的根基，而创业是一个衍生品。如果没有创新，只是简单的一个商业模式，在MIT这种学校，你再怎么创业，也不会得到尊重。创业必须是基于真正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

还需要探讨创新和自由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法案是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美国很多基础科研的经费是由政府出资的，过去的做法是，政府机构给你钱，你形成了知识产权，政府作为出资方，理所当然享有这个知识产权，这就严重地抑制了科技成果的转化。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改革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把这个产权交出去，虽然我出资，但我不要求有产权，还给学校，至于学校和教授之间怎么分配，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是促进大学创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有意思的是，虽然政府放弃了科研产权，但他要求所有研究成果都必须公开，让全社会共享，而且这种分享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光美国人可以分享，中国人也可以分享。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分享的机制，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每年还要花这么多钱去做一些研究？为了填补国内空白？这些知识都已经有了，你可以无偿获得。为什么要在乎这个知识是中国创造的还是美国创造的？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去做能够提高全人类科技水平的工作？这是我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想到的问题。

回到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世界上有两种科研研究体制，一种叫做科学共和，就是由科学家、教授主宰，不是大学校长，也不是系主任，平常的运行非常强调自由和自治。我当了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一年多了，经常跟同事聊天，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做的99%事情都跟我没关系，作为副院长，我是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我们学校开大会，校长说话，教授随时可以打断，你在说些什么东西？根本不对，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不要再说了。经常是这样的。学术自由，学院自治，开放的体制，非常强调合作，而且这个合作是跨学校、跨学院、跨系、跨领域合作。

另一种科研体制，叫做政府共和，政府控制了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政府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比如大学要培养一个博士生，都要在国务院或教育部批准才能设置一个博士站。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很难想象教育部那么高的官员会了解一个大学谁能培养博士，谁不能培养博士。这个信息太不对称了。

MIT是鼓励挑战权威的，很多学生喜欢恶作剧，跟校长开玩笑。有一次一个新到任的校长第一天来上班，找不着办公室了。学生用油漆把门封住了，画了一个窗户，结果校长花半个小时没找到他的办公室。还有一次他们把一辆警车不知道怎么放到一个楼顶上了。黑客就是MIT发明的，1940年代搞人工智能的这些人发明了这个词。就我的理解，培养技术人才，就是要勇于挑战现状的。没有挑战权威的自由就谈不上创新，没有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谈不上创业。

在《MIT创新课》这本书里，我们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游戏，辨认罗德。罗德是MIT一位著名的教授，搞人工智能的。他的学生搞了一个产品，能自动识别罗德的人脸，识别出来后，就会向他喷水。刚开始那个人脸是罗德的照片，放在墙上，学生觉得往照片上喷水不是特别有意思（我相信他们往他照片上喷的更恶劣的东西可能都做过），参加者寥寥无几。罗德为此决定“牺牲自己”，一个著名教授发出通知说，每天四五点我将取代自己的头像出现在技术广场，学生们尽管用机器人控制水枪对准我！有一个人对准他的裤子，他也非常高兴。得胜者是两位MIT的学生，最后创办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机器人iRobot，这一机器人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危险地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iRobot 也成为全世界技术含量最高的机器人公司。

其实，MIT在1980年代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创业方面的课，也没有特别多创业机制。很多知识被产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有商业用途，但没有机制，没地方去。虽然MIT已经构建了成熟、完备创业生态体系和创业机制，但这些机制并非自上而下制定的。大多创业机制的构建是源自创业者和创业推动者自下而上的推动。在MIT的创业史上，爱德华·罗伯茨可以称为教父级人物，他不仅是高科技管理方面的专家，而且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亲手推动了MIT创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天使基金的投资者，1996年，爱德华·罗伯茨因为帮助张朝阳创建了搜狐公司。他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创新创业的理念、模式，在创业界广受尊敬。爱德华·罗伯茨最为人称道的还在于其对于创业的布道与传播，他创办了MIT的创业中心，开创了许多的创业项目与课程。

如今在MIT，只要你是一个教授，你就可以自主创办很多的事情。不需要打报告到学校那儿去，等校长批，自己做就可以。我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这就是我自己做的，根本不需要写什么报告。如果让我写报告，我就不做了，干吗要写报告？浪费我的时间。好的机制，一定要降低创业或者创新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