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可以倒向民众，也可以倒向国家，其并没有稳定的本质，而只有不确定的内核。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保守化，已经给技术乐观主义泼了足够多的冷水。
作者：夕岸
2015年9 月26日，墨西哥城，43名学生被杀害事件发生后一年，大批民众到街上示威。摄：Brett Gundlock/GETTY
去年9月，43名正准备参与抗议的墨西哥学生被地方政府截下，后由当地势力杀害，间接引发了墨西哥全国的抗议潮。事件至今一年有余，舆论尚未平息。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抗议一样，抗议者们设计了推特标签#YaMeCanse，用作线上交流和传播的共识性标志。
然而，很多参与抗议的网民随后发现，当在推特上搜寻相应的标签时，无数不相关的结果冒了出来。有些推文除了包含了标签外，只有几个没有意义的标点符号。由于无关结果太多，稀释掉了有意义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人们继续在标签下回复，#YaMeCanse很快在推特的热词榜单上消失了。
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中国官方适应和利用新媒体环境的速度，远远超过民间多年的摸爬滚打。而当我们放眼其他威权国家，大概可以进一步将以上结论扩展到“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抗议受信息噪音干扰的现象早就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早在2009年绿色革命期间，伊朗政府就曾在社交网络上干扰抗议者的沟通。2011年埃及抗议期间，发布集会信息的脸书页面上充斥着重复的垃圾评论，多为机器撰写；同一时间，叙利亚政府也用倾倒信息的办法来破坏反对派的线上集结，他们委托专门的水军公司发布海量的正面消息，彻底冲毁了反对派构建的连贯叙事。
机器水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在短短几年间通过“创新的扩散”，逐渐成为各国执政者的固定配置，不唯独中国网民看了才觉似曾相识。
过去的两三年，大概是国人对“新媒体改变中国”去魅最快的时期。中国官方适应和利用新媒体环境的速度，远远超过民间多年的摸爬滚打。而当我们放眼其他威权国家，大概可以进一步将以上结论扩展到“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2013年，土耳其人成功组织起了伊斯坦布尔的格兹公园示威，此后，土耳其政府意识到了自己在新媒体策略上的失败，开始组建正式的新媒体团队，并大肆招募人员用于官方宣传和洗地。这些网络雇佣兵职责分明，有的甚至专职扮演外国人，以制造出外国友人也在支持埃尔多安的假象。现在，土耳其是全世界网络自由倒退最快的地区之一。刚出炉的自由之家互联网报告则显示，全世界互联网自由度已经连续五年下跌。网络不自由的国家数量，也首次超过了网络自由的国家数量。
国家与大公司的地盘发展如此之快，一场完全基于民间的行动要获得注意力，往往只能借助许多天时地利的偶然因素，而非一套可以借鉴传承的策略。那些曾经仰赖的新媒体动员策略，在各种新式的网络审查和网络攻击面前，都在渐渐失效。
极权与科技深度融合会带来什么
互联网巨头们一个个与威权政府重修旧好，机器水军也必定会被更直接和残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一个统计数字是，目前全世界网络流量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机器而非真人，这个比例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不管这其中多少是来自于机器水军，多少是用于政治目的的机器水军，这无疑已经是一门日益壮大的生意。仅从这一点来看，网络空间越来越变成一种黑吃黑的寡头战役，体量而非策略，金钱而非创意，决定了最终的输赢。有人开玩笑说，当初的新闻自由取决于你有多少钱收购媒体，而如今的互联网自由则是你有多少钱雇佣水军。
当然，机器水军至少是国家在开放平台上与民众的公开较量，前者虽然体量巨大，但至少要被迫遵守网络空间的规则。水军之所以有组建的必要，正是因为一国政府无权强制社交媒体提交数据和删除内容。主要的社交媒体均设有透明度报告，详细罗列出每个国家提出的删除内容申请，以及社交平台对此的处理结果。
因此，最可怕的前景，不是互联网反抗与控制的此消彼长，而是极权与科技的深度合作。等到互联网巨头们一个个与威权政府重修旧好，机器水军也必定会被更直接和残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社交媒体可以倒向民众，也可以倒向国家，其并没有稳定的本质，而只有不确定的内核。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保守化，已经给技术乐观主义泼了足够多的冷水。而从众望所归倏尔沦为众矢之的的社交媒体，其实一直在承受着大众过多的期许。“保守化”是一个带着价值判断的词汇，预设了之前的媒体环境才是正常的。
然而，如果将过去的互联网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扰动，“常态化”，“制度化”，才是描述当前现实的合适词汇。放低预期，我们才能更平和地思考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图为一对男女在西班牙街头使用智能电话。摄：Blazquez Dominguez/GETTY
独立社交媒体，孤独而激进的试验
不论新的平台是否能够长存，或者他们是否又会蜕变成下一个脸书，重要的是为目前即将板结的环境注入新的竞争者。只有保持网络空间的多态和不稳定性，才可以支撑起抗争的空间。
不论社交媒体与国家权力进行怎样的交易，更彻底的解决方案，似乎是超越既有的平台本身，从物理上脱离大公司的管控。过去几年，在主流的商业化社交媒体之外，更多独立的社交媒体涌现出来。这些独立社交媒体，例如GNU social，Diaspora，Lorea，Twister等，均采用分布式或点对点的网络服务，不再由单一的互联网公司存储个人的数据。
在Diaspora的主页上，三个概念被突出显示：去中心，自由，隐私。Twister的主页也强调了类似的价值：点对点，言论自由，无监视，无IP记录。因为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垄断用户数据，国家控制也就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完全的开源也会遭到利用。伊斯兰国在推特账户被封杀后，就广泛运用Diaspora进行宣传，使得任何人都无权删除他们的内容。
犹他大学的软件研究者Robert Gehl把重塑既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动称作逆向制造（Reverse Engineering）。这种逆向制造的思路，尽管尚未成型，也许可以为其他互联网行动者们所借鉴。归根结底，不论新的平台是否能够长存，或者他们是否又会蜕变成下一个脸书，重要的是为目前即将板结的环境注入新的竞争者。只有保持网络空间的多态和不稳定性，才可以支撑起抗争的空间；传播环境一旦固定下来，占尽资源优势的国家力量就会趁机反扑。
对想要有所行动的人来说，这终究是一种孤独又激进的尝试。在家人朋友们试图询问你脸书和推特账户的时候，你又如何去解释自己抵抗的对象：一个显然还不够糟糕，却不断倒退着的互联网。是他们不够清醒，还是你担忧得太早？
（夕岸，互联网政治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