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傅国涌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无专题研究和着述。只是我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自然会关注世界各国，包括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对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还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和新加坡等“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加。例如王震就说过，只要加上党的领导，英国搞的就是共产主义。作肯定性评价当然不等于他们主张中国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至于我本人，在涉及这方面的文字中更未如此提倡和主张过。对我的这一举报，是没有根据的诬陷。
二、关于毛泽东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按照列宁的教导，党的领袖是高于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中国以往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影响到中国当前以至未来的发展。我研究和论述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问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研究。我在论证毛泽东何以终于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领导才能。
毛泽东犯有错误，导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拉开了距离。至于后期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跃进”、公社化以及“文革”等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对这一点，连党史决议和教科书都不讳言。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想把我打成敌对分子。
三、关于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历史
我从未否定过建国后头30年的建设成就。
我做研究工作，向来把中国和世界、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结合时代问题研究，我对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发展感触很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我一再论证，由于我国在时代问题上判断有误，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技术空前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头30年，从世界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显然有点停滞和落后。以中日两国比较为例，195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4.7%，超过日本将近一倍；1980年我国的世界比重降到2.5%，变成日本的1/4。又如韩国，1960年代初韩国经济起飞前，人均产值不到80 美元，不比我国多；但到1980年，韩国已达到1674美元，我国只有193美元。 这种落后，使我深感痛心，力求通过研究找出根源。
这种观点并不出奇。邓小平1988年6月3日就说过，“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出现在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几年之后。我以为，中国的停滞倒退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判断的失误。二战后世界明明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可说是在理论界最早认定并系统论证二战后时代已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的一个），但毛主席却继续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从学界到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存在争议，还几次出现反复，我一直坚持原议并作过进一步论证。从十四大起，党中央把“和平与发展”定为时代主题，理论界的长期讨论是起了作用的。
四、关于我的研究成果
我从事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七八十年的学术观点和代表作，主要体现在多年来出版的几部学术文集和个人自传中——《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些国内出版的正式出版物，都分别经过新闻出版署、社科院、外交部、党史研究室等有关单位审查批准，其中有些还被认作是“主旋律”，在《北京青年报》、《作家文摘》等报刊上连载或摘发。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引用的文献，也大都发表在国内正式出版的杂志和主流网络媒体上。我在被举报的三个问题上的准确和完整观点，均可在这些着作中查到。
我们党向来提倡以史为鉴。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说过，一个郑重的政党是欢迎批评和不怕做自我批评的。我作为一个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已有七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完全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路线。我在研究工作中从来就是这样做的。我发表的文章，属于学术讨论范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也都符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五、附上我的一点意见。全党正加强团结，一心一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祖国复兴。在这个情况下，提倡这种“举报与查处”并发起运动，是否影响党员的正常心态和全党的团结，恐怕是多少有点问题的。希望组织上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