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试验曰」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 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 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 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 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 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 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 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 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 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 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 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 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 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 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 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 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馀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 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 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①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 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 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 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 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分：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 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 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 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 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 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
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 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
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 年知识分子中产生。
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 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
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 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
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 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
①《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12-15。
不是延安的张克勤。
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 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 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 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 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 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 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人对张克勤说，「已 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 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 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 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 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 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 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 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 自己轮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腊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 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 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腊烛。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 晨五时，果然张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 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 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 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 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 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 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 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白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 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 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 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①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 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 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
「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 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 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 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 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 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 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 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 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 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 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 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 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 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 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 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 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七 「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 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 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②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 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
①《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12-15。
②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02-203。
同志不便轻易开口」），①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 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 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②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
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 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 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 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③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 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 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 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④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 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 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 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 定权」的绝对权力。⑤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 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 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 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 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 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 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 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
①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02-203。
②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年）， 页 210。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④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 3 期。
⑤据胡乔木称，1943 年 3 月 20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 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 东》，页 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 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 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 争」。 ①
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 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 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②
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 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 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人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 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 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 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 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 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 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 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 向尽量暴露」。③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 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人「反特 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 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
①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 1943 年 3 月 20 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 却提及此电系 6 月 29 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页 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 1943 年 6 月 29、30 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 1943 年 3 月 21 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 1943 年 3 月 21 日的记载来 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 的 1943 年 6 月 29、30 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405； 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 441。
②〈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9 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 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 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③〈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9 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 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 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 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 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 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 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 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 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①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 简意赅：「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 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 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 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 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 特」……。②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 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 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 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 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 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 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 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 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③4月22日，毛覆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
①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6。毛泽东在 1942 年 4 月 28 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76。
②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196。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433、434。
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①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 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②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 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 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 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着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 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 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 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③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 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 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 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 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④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 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 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 向党「自首」。⑤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 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 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 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 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⑥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 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 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 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 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 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433、434。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 495。
④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22-25。
⑤《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19、420、421。
⑥《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19、420、421。
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会议并讨论了防奸工作， 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 取失足者。」①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 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② 在这个报 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 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 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 训练干部」。③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 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 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 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 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 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 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 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 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④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 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 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 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 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
「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 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 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也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 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 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 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既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19、420、421。
②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 419。
④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 年 6 月 29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 年），第 17 册，页 379。此电文与刘少奇 3 月 20 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 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 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 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 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 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 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也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 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 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 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 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①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 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 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 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 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 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 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 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 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
①在 1943 年 10 月至 1944 年 4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 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 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 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 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 影响的机会。①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 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 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 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 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 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 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 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 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 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 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 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 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有记载 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②然而刘的「疑问」只 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 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 的最高领袖的身分，隐身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 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①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 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 年审 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 755。
②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