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 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 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 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 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 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 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 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 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 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 里写就有了漏洞。 ①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 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 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 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 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 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 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 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 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②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 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 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 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 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 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 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

①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02。

②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 6 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页 8。

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 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 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 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 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 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 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 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 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 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 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①在上 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 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 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 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 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 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 1936 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 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 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 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 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 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②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③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④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

①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 年 11 月 15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第 17 册，页 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 年 3 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②韦君宜：《思痛录》，页 12、13。

③韦君宜：《思痛录》，页 12、13。

④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 48。

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①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 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 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 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 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6 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 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 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②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 年 5—6 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 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

③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 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 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 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④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 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⑤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⑥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 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 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 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

①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 257。

②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 45。

③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00-201。

④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15-18。

⑤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 45。

⑥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 45-46、46。

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 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 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 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 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 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①许多人因 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 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 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 1949 年后还没有蜕尽。②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 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 1943 年 4 月 2 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 1947 年 3 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 至 1944 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 480 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 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③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 908 个 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 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 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 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 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④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 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 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 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 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 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

①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 45-46、46。

②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15-18。

③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15-18。

④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页 53。

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 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 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 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 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 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 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 年 2 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 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 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 年 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 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 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 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 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 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 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 责人。1943年3 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 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 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 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①

1943 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 月 9 日至 12 日，延安连续召开坦 白动员大会。4 月 12 日，②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 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 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 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 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 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

①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 1 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页料 344-45。

②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 135。

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 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 1943 年 7 月 15 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 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 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 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

「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 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 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 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 7月 15 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① 紧接看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 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 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 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 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 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 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 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 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 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 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 年后，任 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 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 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 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 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 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 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 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①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 15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 册， 页 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197。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 1943 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 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

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 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 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 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①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 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 月，刘

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 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 批判。1939 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 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 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 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 1941 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 拢，1943 年 3 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 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②这 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 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 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 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 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 1939 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 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③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

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 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 1943 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 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148；师哲：《峰与谷》，页 2-3。

②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113。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148-49。

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 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 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 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 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 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 年柯出任中共占 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 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①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 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 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 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 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 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 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②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 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③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 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 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 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 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 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 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 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④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 旗政策」的产物，直至 1944 年 4、5 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 审查干部的尺度」。⑤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

①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 463。

②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 年 11 月 15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第 17 册，页 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 年 3 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③《李逸民回忆录》，页 117；《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16。

④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58 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页 9-10。

⑤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 年 11 月 15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第 17 册，页 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 年 3 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 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 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 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 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 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①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 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②毛并没 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 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 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 1941 年 8 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 经中杜部批准，1942 年 11月7 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 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 与海宇见面，直到 1944 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 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 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 得到解脱。③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 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 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 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 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 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 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 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 70%左右）。 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 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 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 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④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 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 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 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

①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58 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页 9-10。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 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34 卷，页 219。

③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 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34 卷，页 219。

④《百年潮》，1997 年第 1 期，页 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 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 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页 161、175-77。

作为重犯，从 1943 年 4 月至 1944年6 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①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 1931 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 AB 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 年 3 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 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 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 1943—1944 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 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 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 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 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 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 而未将其关押。②

①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 忧与思》，页 44。

②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年），页 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