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3 年 12 月 22 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
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 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 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 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 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 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 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 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 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 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 1935 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 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 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 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 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 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 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 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 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 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 8 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 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 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 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 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 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季〔米特洛夫〕①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 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 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 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②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 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 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 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 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 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 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 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 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 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 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 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 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 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
①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 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3 辑，郑厚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页 2－3。
②接到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 22 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 1944 年 1 月 2 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 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 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 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 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 1943 年 11 月 29 日的日记中， 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 页 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 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 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 月 4 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 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 199-200。1 月 6 日，毛、 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 月 7 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 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 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 年 1 月 3 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 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 第 4 期，页 51-54。另参见《延 安日记》，页 190、185－86、199－200、202－205。
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 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 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 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 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 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 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 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 1944 年 2 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 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 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 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 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 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 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 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 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 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②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 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 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 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 年2月8 日，毛泽东在交际处 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 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③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 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78－80。
②《谢觉哉日记》，上，页 580。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 186。
1944 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 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 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 1994 年出版的《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 至 1944 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①现 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 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 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 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 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 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 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 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 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 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②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 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 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 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 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
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 同志的奸计。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80。
②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 年 1 月 24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 册，页 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 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 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 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 经查清，立即平反。①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 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 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 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 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 展现出来。
从 1944 年春夏至 1945 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 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 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 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 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 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 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 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 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 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 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 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 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 487 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 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 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 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 两者占甄别人数的 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 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 40％。②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 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 1944 年 9 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 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26、226。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26、226。
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 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 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 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 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 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 1945 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 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 了 1945 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 2，475 人作出了组织结论。②这 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 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 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 2475 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 30％，其中叛徒、特务、 自首三类人员各占 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 40％，完全弄错的约占 26％，保留疑问 不予结论的约 4％。③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 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 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 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 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 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 点」和「尾巴」，在 1949 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 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 1949 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 1980 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
①郑建英：《朱瑞传》，页 294。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1943 至 1945 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 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 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③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221。
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 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①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 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 1945 年甄别时期，康生还 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 继续保持下去。1945 年 11 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 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 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 年 11 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 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 1950年4 月，「经中 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 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 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 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 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 年『抢救』 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 年又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 他在 1938 年 9 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 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 1945年8 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 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 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 年 11月9 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 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 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 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 年刘作 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 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 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 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 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 年 12 月被任命为 中社部副部长，从 1956 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 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 记。1945 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 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 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 1946 年上半年，被关押 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 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221。
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①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 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 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 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 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 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 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②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 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 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 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 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 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 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③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 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 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 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 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 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④（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 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 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 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 95。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3。
③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17、216。
④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17、216。
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 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 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 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 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 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