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庭从新解密的史料和档案中爬梳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形塑过程，美国扮演要角，且蕴藏许多历史意外与巧合。
蒋介石坐在“中美号”上一语不发，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这趟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航行，将让他永生离开成长的故乡。这天是1949年12月10日，在长子蒋经国的陪同下，晚间6点半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自此，他和整个中华民国都留在了台湾。
《意外的国度》作者林孝庭。摄：刘纸镇/端传媒
1949年后海峡两岸两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一直被视为国共内战下的必然结果，但在林孝庭看来，却充满了偶然和意外。林孝庭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近代史研究逾10年，也是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他从近年新解密的中美英史料和20种私人档案收藏中爬梳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历史形塑过程，中文版近日译介出版：《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湾如何成为今天的台湾？哪些意外，哪些人，如若当年错过，便会改写历史？
中华民国何以留台？云南独立失败，陈诚改革见效
“国共内战时期，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都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政治前途，”林孝庭接受端传媒专访时，特别提起最终胎死腹中的云南独立运动。
1949年11月，蒋介石因担忧自己未能牢牢掌控台湾，因此希望在云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力根据地。对他而言，失去中国大陆上的领土据点，意味着失去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与代表全中国的正当性与公信力，而这让他选择在云南做最后一搏。但与此同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却背着蒋介石向美国寻求支持云南独立，遭华府拒绝。眼见事不可为，卢汉在当年12月9日宣布“起义”归顺中共政权，并致电四川籍将领，要他们一起倒戈，扣留人在成都的蒋介石。隔日，绝望的蒋介石搭机赴台，从此未再踏上故土。针对这起事件，蒋经国在日记上写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
“只要蒋介石还有办法留在中国大陆，在某一个角落里，继续进行他的反共运动，他不会这么快选台湾作为最后一个权力根据地。毕竟当时还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问题，以及他跟陈诚的关系。”在林孝庭看来，正因为美国政府无法承诺支持云南独立，致使卢汉变节投向共产党阵营，这一结果，对台湾后来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关联。
一九四八年初，连美国政府也开始相信中国逐步走向政治瓦解的趋势，已不可扭转。司徒雷登大使在拍发回国务院的一连串政情分析的报告中，研判国民政府中央权力的式微，以及中国共产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席卷全中国，将导致中国的四分五裂，各地区各自为政，形同独立政治实体，或发展成某种松散的邦联体系……
若说卢汉云南建国梦碎，消极导致台湾成为蒋介石最后一个反共据点，陈诚自1949年1月5日走马上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职，祭出多项新政策，包括发行新台币，提高台湾财政、金融与外贸自主性，则为台湾在当时成为蒋家政权根据地争取到更多有利条件。其中，土地改革措施更被林孝庭认为是在共军渡江、南京落陷的危急关头，成为稳定台湾局势并让占台湾多数人口的佃农安心、不至转变为共产党支持者之举，“这些都让台湾逐渐加强自身作为反共的据点，并强化自我认同、逐渐脱离跟中国的关系。”林孝庭说。
1949年11月，蒋介石（中）在重庆召集当地国民政府官员，讨论西南部对共军的最后防御部署。图：党史馆提供
陈诚是陆军一级上将，自黄埔军校起就一直追随蒋介石，过去历史评价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像是其任台湾省主席一职，便是由蒋亲自挑选；来台后，陈先后担任行政院长、副总统，等于是蒋的第二把交椅，几十年的关系相当亲密。不过，林孝庭从档案资料中发现，蒋陈关系其实有许多怀疑、猜测的瞬间。陈诚在台湾的经营，林孝庭笑笑说，与其“天真”觉得他为了替蒋介石预备好一个反共基地，不如说是因果倒置的偶然。
林孝庭在书中披露，1949年5月16日，蒋介石自舟山抵达澎湖，但陈诚未展现以往的忠诚，亲往澎湖迎接并随侍在侧，反而不听蒋的劝阻，飞往广州与代总统李宗仁会晤。此外，1949年7月中旬，蒋介石要求陈诚拨出台湾岛上部分军粮，急援被共军围困在福州、陆军二级上将汤恩伯的部队，但陈诚公然抗命。8月底，蒋又催促陈诚派兵替汤部队解围，陈这次又以台风将至为藉口，再度抗命。最后赶赴福建解救汤部队的，反倒是1955年8月因旧部属郭廷亮预谋发动反蒋兵变，遭牵连被软禁33年之久的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
林孝庭认为，陈诚对蒋介石的冷淡，“不无可能是他想以此争取美国对他的信任与支持，然后提供台湾更多军事或经济财政上的援助。”但陈诚始料未及的是，正因他被美国视为蒋的心腹，1949年2月底，美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莫成德（Livingston Merchant）从南京飞往台北考察时，最终取消他与陈诚会晤的计划，甚至在3月返回南京后，立即拍发电报给国务院，建议华府敦促李宗仁撤换陈诚，并以孙立人取而代之。
一九四九年春，莫成德给华府有关扶持未来台湾领导人的建议──舍弃陈诚，改为支持孙立人──似乎已成了华府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共识。国务院甚至乐观预测，如果孙立人愿意与美方密切合作，美国在台湾将取得重大的军事与战略利益，蒋介石最终将被提供政治难民的身份而流亡他乡。
至于孙立人的遭遇，“从蒋介石日记里头可以看到，50年代初期，蒋对孙的痛恨，是他主观上已经认定‘你背后就是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最讨厌他下面的人跟外国势力走很近，当时就是他跟吴国桢（曾任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所以等蒋势力在台湾稳固下来，这两个人一个被软禁，一个被放逐到美国。”林孝庭直言，不论孙有无谋反之心，但美国人喜欢他是事实，“美国国务院档案里就说，我们支持孙将军发动政变，去蒋保台，这东西白纸黑字……”
美国人支持的孙、吴两人最终在台湾的历史上留下空白，但美国退休海军上将柯克（Charles M. Cooke）以“私人顾问”身份前来台湾协助防卫，并以“特种技术顾问团”在台活动，堪称在中华民国处境最凶险的时刻，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且极大地影响了蒋对于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
1950年代初期，陈诚（前排中）、蒋经国（前排最右）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合影。1949年中期，陈诚违抗蒋介石旨意，协助稳定了台湾。图：党史馆提供
台湾何以进入美国战略保护区？柯克身影浮现
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华府不会提供军援保卫台湾，显示美方研判毛泽东的军队将渡海占领台湾；与此同时，一群坚定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治人物、企业家、现役与退役军官，仍努力寻求办法，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势力之下。根据国史馆新解密的特交档案显示，当年2月柯克来台，正是由盟总安排，并获得时任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支持。
蒋柯为旧交，早在1946年柯克担任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指挥官时，就曾和蒋介石、军统负责人戴笠等国民党高层密切合作。林孝庭在书中指出，国共内战期间，当蒋与他多数高级军事顾问认为必须坚守舟山群岛和海南岛时，柯克力主撤出。蒋介石最后力排众议采纳柯克的建议，两处撤退期间皆未遭到共军袭击。
书中披露：1950年5月24日，柯克在东京会见麦帅时，提交了对于国民党政府军事的第一手报告；他并抓住机会向盟总解释，国府自舟山和海南撤退，是出于台湾自身利益考虑。麦克阿瑟根据他的报告，于5月29日向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强调中、苏共在上海地区的军事合作引起他极大的关注，而由于苏联战机已使用于解放军的空军，台湾安全问题实为当务之急。麦帅最后发出呼吁指：“一旦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台湾岛对于美方的战略价值，有如一艘‘永不沉没的海上航空母舰’。台湾处于极佳的战略地理位置，这将有利于美方在亚太地区牵制苏联继续扩张，并使得美军的远东指挥部前线发挥极大作用。”
从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驻南韩大使邵毓麟之间在一九五○年春天的往来机密函电内容中，吾人惊讶地发现，当时台北为了设法让美国改变其亚太政策，不断试探各种方法，甚至包括由台湾派遣国民党特务到板门店附近，企图引发南北韩之间局部的武装冲突，然后等待局势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等离谱想法。从台北的观点来看，如果美国认定其必须保卫台湾，则必然将尽全力阻止中共渡海解放这座岛屿……
台湾由此进入美国的战略保护区域。1950年7月，蒋介石曾考虑从金门及马祖撤军，巩固台湾本岛防御，并为向韩战战场输送3.3万名兵力做准备，柯克这时则强烈反对国军撤出金门。柯克认为，这个举动不仅看起来像是对共产党示弱，同时会对台湾乃至当时整个自由世界产生消极的心理作用。虽然蒋介石心有不服，但最后仍然听从建议，留守在金门和马祖。
大约在1950年，柯克（左二）与一群国民党军官开会。图：胡佛档案馆提供
林孝庭书中，对柯克于1950年2月至1951年9月间，其对蒋介石的协助有着深刻的描述，能够如此，他笑说，“柯克在70年代就把30几盒文件捐到胡佛研究所，他的私人档案在档案馆躺了几十年没有人用。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想说‘哇！’当年他为台湾做了那么多事，大家都不晓得，所以我就把这些文件、档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然后写在我的书里面。”
而对蒋介石何以这般信任一个外国人？林孝庭讲得很直接：“蒋介石当时没办法信任其他人，只能信任他。蒋自己的部属，像副参谋总长吴石就因为投共被枪毙；胡宗南将军（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参谋长熊向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你说这样仗怎么打，一开完会，共产党都知道军事怎么部属了。但这个美国人反共立场坚强，蒋只能听他的话。”
在美国的错判中飘零，台湾要以史为镜
本书除了利用柯克的私人档案之外，林孝庭大量使用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CIA，前身为战略情报局）等解密档案，披露美国对中国局势严重误判。当时，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共不可能如此快就席卷中国，导致挹注中国的资源分散化；二方面，美国情报单位始终认为中共不会介入朝鲜半岛战事，就在CIA相关报告送给杜鲁门两周后，1950年11月初中共出兵韩战。
对中共的误判，林孝庭说，“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幻想毛泽东会像南斯拉夫的狄托（港中译作铁托），就是中国共产党跟苏联不同，他本身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成分在。美国一直希望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愿意跟美国交往、打交道的。”1950年1月，美国官方公开声明静候国共内战局势“尘埃落定”、实质上弃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其所持的理由便是寄望“中国式狄托主义”出现，直到1950年2月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才使华府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尽管说是误判，但林孝庭强调，“美国在思考对台政策时，永远是出自对本身国家利益最现实的考量。”他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例指出，当美国认为这个说法对其在亚太利益有帮助时，即会端出来讲，但当美国觉得不利时，又会把这个论调放下去，就像韩战爆发后，华府就不愿意因任何有关台湾地位的争议及相关讨论，限制其在台海地区军事行动的自由，“台湾地位未定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法律问题，它更多是国际政治、国际权力运作的问题。”林孝庭说。
随着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实质上已扬弃台湾属于中国一部份的官方立场。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国务卿艾奇逊曾致一私函给麦克阿瑟将军，内容进一步阐明华府决策者此时想法；艾奇逊在信中坦言，美国只有在台湾法律地位“未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名正言顺地介入台海局势而不构成“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译川普）上台后，美国学界又掀起关于“弃台论”的讨论，林孝庭直言，“现在的政治现实，对照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美中台三角关系，你会发觉，或许时空环境不同，冷战结构的对立、壁垒分明跟现在情况完全迥异，但不变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不是以道义为考量，完全是很赤裸的政治权力跟现实操作。”
《意外的国度》英文精装版本及中文平装版本。摄：刘纸镇/端传媒
作为历史学者，林孝庭不愿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有过多揣测，但以史借镜，林孝庭说，“雷根以前对台湾、对中华民国非常友善，两国断交前，他来过台湾参加了好几次国庆，甚至在竞选时说，他当选后，要恢复跟中华民国的邦交，但事实证明，他非但没有，还签了一个《八一七公报》，决定逐年缩减对台军售，当时被视为对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去年12月，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热线通话，在国际上掀起风波，有舆论认为，特朗普是历来最支持台湾的美国总统，“但你看他就职之后，整个就回到一中这个大的框架里头，接下来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会谈，就可以观察到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研究历史，对今天最大的借鉴是什么？林孝庭最看重的是：台湾最要避免的是，不要让自己沦为谈判桌上能被牺牲、被妥协、被取代的一颗棋子。
端传媒记者 陈筑君 发自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