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谭松曾是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四川、重庆地区土地改革。

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我被学校解聘了，让我明天去办手续。

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我被开除了。

校方的时间选得很妙：学生刚刚放假离校，我则刚刚改完最后一门课的考卷并登上成绩。

几乎“分秒不差”——既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引起学生议论。这种闪电式的精准设计显示出一种独到的管理水平。

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他们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现行的标准，我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师的言行要“符合标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课堂上）。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可惜，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把握好，课堂上往往讲着讲着就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一票否决”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那次，学校找我谈话时，我就很内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马上走人。”但学校却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月2号），校领导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态要老老实实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门来，我又没忍住，加入了因小说《软埋》而引起的论战。这一下又惹得鸡飞狗跳，一大群爱党爱国人士不仅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又连带影响了我任教的学校。

我要是校方，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不出问题和经济效益不受影响，也要开除像我这样的害群之马。

记得前些日子那些骂我的爱国人士曾怒气冲冲地说：大学里居然容忍这样的教授存在！

现在，他们可以消气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

离别前，有什么感想呢？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他也在文学和新闻学院）因写了《讨伐ZHONG XUAN BO》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

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七次下岗，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学校的荷花池，对面就是我上了七年课的第三教学楼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到今天（2017年7月3日），我前后总共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

22年，有多少爱恨情愁！

三年前，预感到随时会被赶下讲台的我觉得应当留下点痕迹（也算是纪念），因此，我一口气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心路历程”——《爱恨交织——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

唯一让我感到不舍的是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15级的学生（本期我教了他们三门课）。难忘他们上课时那全神贯注的面孔、那充满了求知欲望的眼神和师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应。教师这个职业最滋润心灵的，就是每当你走进教室时，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目光，还有告别时，那依依不舍的合影。15级的学生期末时曾急切地问我下期是否还教他们，他们表示（包括传来的文字），盼望我能继续给他们上课。本来，学院下期已经给他们排了我的两门课——《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但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她曾是我教过的文新学院的学生，今年六月川大研究生毕业后专程来看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学院门前留影。

前几天，在给大三学生（14级）的最后一节课（当时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节课）时，我向他们道别的语言是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惜，
恨我的，我抱以微笑，
任凭天空乌云翻滚，
我准备接受任何风暴。

这是拜伦告别故土时的最后一首诗。
后来，他长眠在希腊的崇山峻岭中。

2017年7月3日夜